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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2 / 2)
所以王国维并不赞同四库馆臣的说法,拿出明末文坛领袖陈子龙的《王介人诗余序》来做反驳: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可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儇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练,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词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明代几社领袖,被词坛中的云间派奉为宗师。普通读者知道陈子龙的名字,一般是因为他和柳如是有过一段爱情生活的缘故。
陈子龙并不专注于填词,却成为明清易代之际挽词坛风气之衰的一代风云人物,他的《湘真阁词》在清代备受推崇。光绪年间的词论大家谭献在《复堂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明清两代词坛,词家公推《湘真阁词》为第一,《饮水词》其次。谭献还引述嘉庆、道光年间的词坛名宿周之琦的话说:纳兰性德是欧阳修与晏氏父子一流的人物,不足与李煜比肩,只有陈子龙才有资格称为李煜的后身。
现在除了专业研究者,已经很少有人读过陈子龙的词了。陈子龙当时既有文坛领袖的身份,便总要尽一些文坛领袖的义务,亦即为他人的文集作序推荐。这种差事多了,陈子龙的推荐便也常常言不由衷,只是在表誉作者之外的一些见解常常有机杼独出的高论。在这篇《王介人诗余序》里,陈子龙将王翃(字介人)的词作吹捧到无人敢信的高度,但除此之外,对宋词细密入理的分析却成为被引用频次极高的段落。
这一段的大意是说:宋人不懂得写诗的要领而勉强作诗,只言理而不言情,以至于两宋数百年来根本就没有像样的诗歌作品。但宋人也和任何时代的人一样有着情感表达的需要,诗既然只言理,词就成为专门的言情载体。填词不易,分别有用意、铸词、设色、命篇四难,但宋人能够全力以赴,所以作品数量既多,造诣也能达到天机自然之妙境。词虽属小道,不登大雅之堂,却也不乏可观之处,不该完全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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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子龙的观念里,词毕竟属于小道,只适宜士君子以余力为之。这要算是时代的偏见了,但他对宋词之所以独擅一时的解释却说中了几分真相。宋人写诗最重理趣,这一点最受后人诟病。极端的状况如明代文坛“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编选一部从商周直到国朝的诗集,将明诗直接唐诗,宋诗竟然一概不选。
其实标榜情趣还是标榜理趣,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魅力。倘若以理趣为审美标杆,唐诗反而不甚入流。“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这是前文讲过的苏轼的诗句,这样的理趣又何尝不让人在美感中感动呢?只是理趣的流弊在于好发议论,以学问和议论为诗,而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天然就是要以形象思维取胜的。即便是理趣,也要在形象思维的包裹当中呈现。
理学大师程颢有一首很著名的《秋日偶成》,可以算是议论体的典范: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如果请唐人来做评委,会批评这首诗简直没有半点诗味。但欣赏它的人依然不在少数,因为它将理学家的人生境界写出了座右铭或格言一般的魅力,而人们对诗歌的欣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格言的欣赏。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纯粹是豪言壮语而已,依唐人的标准依然不是好诗,但这并不妨碍它千古以来脍炙人口。即便在现代诗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同样是以格言的魅力取胜,在以巧妙的修辞说理、发议论而已,但人们恰恰因为这两句诗记住了北岛。
这样看来,宋人重理趣,甚至好发议论,也算不得是对诗歌的败坏。不过,陈子龙说“故终宋之世无诗焉”固然偏颇,却看出了即便是爱好说理的宋人也和唐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有言情的需要。既然宋诗堵住了言情的通路,情之所钟便一股脑地倾泻到词的世界里去,所以宋人填词正如唐人写诗,或者说从言情的角度上看,宋词才是堪与唐诗比肩的事物,宋诗反而是另一种不相干的东西。王国维认为五代之词所以独胜,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结论倒有些轻率了,毕竟五代时期的诗歌还不似宋诗那样阻塞了言情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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