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1 / 2)
        第五十三章

        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易]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之词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1｜

        陆游为《花间集》作过两篇跋语，本章引文出自第二篇跋：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而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开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务观东篱书。（明汲古阁覆宋本）

        陆游提出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从唐宣宗大中年间直到五代，诗的水准每况愈下，越写越浅薄，即便是其中的杰出者也写不出前辈诗人那种闳妙浑厚的味道；而那些填词的文人，本来只把词当作歌楼酒肆里的娱乐手段，所以写得明白晓畅，但正是因为这份明白晓畅，反而摆脱了当时诗歌的颓态，直追六朝时候的跌宕意气，《花间集》所收录的就是这样的作品；所以说晚唐以迄五代，诗愈卑而词愈发古雅可爱，大约文人能诗者则不擅词，能词者则不擅诗，其中的奥妙很难令人推想明白。

        ｜2｜

        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花间集》也在搜罗之列，四库馆臣对陆游的跋语很不以为然，于是在撰写《提要》的时候特地花了一些篇幅来做反驳：

        后有陆游二跋。……其二称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四库馆臣的意见是：陆游只看到了现象，却并未找出原因。其实原因并不难寻：文学体裁有高有卑，人的才力也有强有弱；才力强的人就能驾驭高级文体，才力弱的人只能胜任低级文体；律体诗不如古体诗高级，所以中唐、晚唐的古体诗大多写得不好，律体诗却常常有佳作出现；词不如律体诗高级，所以五代时期的文人写诗不如唐人，填词却风靡一时，佳作迭出。这就好比一个人有七十斤力气，举百斤的重物就会栽倒，举五十斤的东西却胜任愉快，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这样的意见在今人看来会有点费解，在古代却一直很有市场，以至于爱好填词的人直到晚清都在努力为词争取一份与诗歌平等的地位。在传统看法里，诗属于阳春白雪，词属于下里巴人；同属阳春白雪的诗也有高下之分：古体诗比律体诗古雅，五言诗比七言诗古雅。除了《诗经》《楚辞》这种经典之外，诗歌类型的最高级别是五言古诗。

        我们看《唐诗三百首》的排序，依次是五言古诗、五言乐府、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五言律诗、七言律诗……这个次序是说明了文体级别的。古人为自己编辑文集，通常都会将诗放在开头，词要么索性不予收录，要么就放在文集的末尾。即便是纳兰性德这样最爱填词，也一直在为词争取地位的人，他的师友在他殁后为他编纂文集（即《通志堂集》），顺序也是赋在最先（因为赋比诗更古雅），然后是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当所有的诗都安排完了，才是词的位置。唯一与众不同的是，文章被排在了词的后边。

        ｜3｜

        儒家有厚古薄今的传统，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以古雅为标杆，新兴的文体总是不如旧有的文体。其实纯粹以创作难度来看，律体诗要讲平仄、对偶，技法上明显难于古体诗；词要讲合乐，音律的讲究比律体诗还要复杂很多，技术难度最大。但古人考虑的要点不是技术，而是风格，他们认为古代的文体虽然缺乏技术上的难度，但那种古雅的味道是最难学出来的。

        这其实不很讲理，正如《诗经》在后世看来古雅得很，但当时的人一定不会这样想。所谓古雅，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缓缓发酵出来的，与创作者本人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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