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3 / 4)
        大唐初建，一大当务之急便是妥善安置隋朝旧官，无论这些人当初究竟是清官还是污吏，无论是良臣还是庸才，来不及细加甄别了，为了所谓大局，为了新朝的稳定，要赶紧给这些人安排官做，千万不要因为一忽怠慢而使他们敏感的心里生出怨怼与狐疑，合起伙来做点什么动摇新政权的事。

        作为前朝旧臣，王绩自然也在被征之列，轻易得了个门下省待诏的职位。新朝如此优容，前朝罪臣哪还敢不识抬举？然而个中况味，当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在面对至亲骨肉的时候才可以吐露一二。那一次是弟弟王静问起：“待诏的工作可还顺心吗？”王绩答道：“这个职位薪水微薄，境况萧瑟，只有按时供给的三升好酒勉强使人留恋罢了。”

        从这一番问答里，我们分明看到了竹林七贤的影子，但王绩毕竟不是阮籍，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名头和背景可以使自己尽情放诞。幸而哥哥王通历年来积累下的人脉终于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一点作用：江国公陈叔达曾经跟随王通读书，如今贵显于新朝，在听闻王绩的这一点点抱怨之后，他以胜利者的豁达姿态动用特权，特批给王绩每日一斗好酒，王绩因此有了“斗酒学士”的雅号。

        无论陈叔达对王绩的帮助还是王绩对陈叔达的攀附，仅限于这一日斗酒。对于习惯官场逻辑的人士而言，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位陈叔达，毕生碌碌，虽然官至宰辅，却是初唐宰相里最乏善可陈的人物，名声不播于后世，只因为这一次特批，在文学史上留名千载。

        ｜5｜

        时光荏苒，年号从武德步入贞观，皇帝由李渊换作了李世民。若有足够预见力的话，当时的大唐子民应当知晓这位太宗皇帝即将开创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贞观盛世，以雄才伟略成为一代英主。

        然而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先知先觉，在当时的唐人看来，这位年轻新君刚刚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弑兄逼父，屠杀了兄弟全家。尤为令人齿冷的是，他在灭掉亲兄弟李元吉全家后，将后者的全部家资赐给了政变第一功臣尉迟敬德之后，竟然还将元吉的爱妃收入自己的后宫。

        修齐治平，这是儒家最核心的政治纲领，这意味着帝王的首要之务在于修身，身修则家齐，家齐则国治，国治则天下平，而一位修身不谨、治家不严的帝王，一位连父子兄弟之情都可以轻易践踏的帝王，又怎可以作为天下人的道德表率呢？又怎可能真心关爱全天下的每一个平凡百姓呢？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时局，玄武门之变分明是乱政的先兆。遥想李氏门阀当初起兵反隋的时候，战争檄文里历数隋炀帝在私生活上的滔天大罪，而李世民此时的所作所为，究竟比当初的隋炀帝好上几分呢？

        当然，那些胸怀“大局意识”的人不会这样多想，处心积虑的投机客们也不会这样多想，只有一些在儒家义理里浸淫得执拗而天真的人——像王绩这般执拗而天真的人——才会这样多想。而官僚体系中一名理应为王朝尽职尽责的臣子，一旦这样多想，或多或少地总会耻于在这样一位帝王手里赚取俸禄吧？

        ｜6｜

        王绩于是开始了一生之中的第三次称病辞官，重返故乡，以古井不波之心做回了沉潜的隐士。作为儒学世家的子弟，作为名儒王通的弟弟，王绩终于抛弃了一切的儒家经典。是的，这些经典的道理虽然不错，但一旦参照现实，便只会令人心烦。真正的诗人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虚伪，而现实，尤其是政治，从来都是场场无休的奇幻魔术秀。

        王绩的床头从此只有《周易》《老子》《庄子》这三部书，即魏晋名士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三玄”。儒家经典不再看了，省得给心里添堵。王绩终于懂得了魏晋风骨之所由来，而假若生活可以选择，他一定宁愿对此懵然无知吧？王家毕竟是当地大族，虽然改朝换代，多少还剩得一点家底。所以，王绩不乏隐居的资本，他的隐居生活至少比陶渊明舒适许多：一切耕种、酿造、畜养之务都有若干仆人在做，他自己乐得逍遥，在饮酒赋诗之中优游卒岁。他不再是隋朝的神仙童子，也不再是大唐的斗酒学士，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全新的字号“东皋子”，表明自己只是一名与世无争的小地主罢了。“东皋子”也可以翻译成“东坡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的时候，处境正与此时的王绩类似，表达的态度也很类似。

        小地主的唯一理想就是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或者说保住自己最后的一片精神家园，与广袤喧嚣的现实世界井水不犯河水。王绩固执地坚守着这一点底线，哪怕是当地最高长官亲自来访，他也避而不见，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对贞观盛世表达自己一点微不足道的轻蔑。

        ｜7｜

        王绩的诗，《野望》是最传世的一首，也是被误读最深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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