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6 / 6)
        再如熏香，不是心香，不是篆香，不是水沉香——这些诗词里最常见的熏香名都太小家子气了——而是“凤髓香”。我特地翻查南宋陈敬的《陈氏香谱》，并未找到“凤髓香”这样一个名目。有限的记载里，甲戌本《红楼梦》第八回定场诗有“古鼎新烹凤髓香”，已将这种香气喻作茶香了。无论如何，曹雪芹的凤髓香茶未必属实，夏竦的凤髓熏香也未必属实，只不过这样一个名字会让人觉得无限高贵罢了。

        帝王出游称为宸游，“三千珠翠拥宸游”似乎过于夸张了些，宋真宗毕竟不是如隋炀帝一般乘龙舟下扬州，只是在水殿之内游赏罢了，恐怕容不下三千人的排场。但是，夏竦即便真有夸张，应该也夸张得不很离谱。宋代帝王文化素养颇高，对雅兴总有一些不同凡俗的追求，更何况歌舞升平既是帝王本人的享乐，更有安定人心的政治意义，排场一些总不是坏事。宋人王珪在颇有纪录片风格的《宫词》里记载宫廷歌舞之盛，有“夜深翠辇归金殿，十里回廊锦帐开”，简直称得上千古壮观了。这样的场面，自然很需要有帮闲文人写诗词助兴，于是便有“太常备奏三千曲”“学士争吟应诏诗”。

        非但夏竦的《喜迁莺》只是“学士争吟应诏诗”这个大背景下的小小一幕而已，晏殊“富贵气象”的文艺主张同样也是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产物。宋词里留下了大量的《喜迁莺》这样的应诏之作，才是当时的主旋律。倘若我们单纯怀着审美的目的欣赏宋词，对大量的应诏之作都可以弃之不顾，但倘若研究宋代社会和世道人心，这些主旋律作品总还是有些价值。而将主旋律的作品写出艺术性，写得可以与真正第一流的诗词比肩，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至少在王国维看来，夏竦这首《喜迁莺》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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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大夫们争相应诏填词，乐此不疲，除了出于现实的利害关系之外，大家一般也不觉得如此**、**有多么可耻。这正是诗和词在思想观念上的一大分野，写诗要言志，要抒怀，要立言，要有感而发，要忧国忧民，填词却可以大大方方地歌舞升平。

        清代康熙年间，文坛宗主号称“南朱北王”：“北王”即前文所述之王士祯；“南朱”即朱彝尊，在词坛开创浙西一派。朱彝尊有一番著名的填词见解：韩愈曾言“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的确切中诗歌创作之肯綮，但填词恰恰相反，历来欢愉之好词占到十分之九，愁苦之好词仅占十分之一。所以天下动乱时好诗便多，词却宜于宴嬉逸乐、歌咏太平，所以士大夫对诗与词采取并存而不偏废的态度。（《紫云词序》）

        倘若这样的见解成立，那么夏竦的《喜迁莺》正在那“十分之九”里，范仲淹的《渔家傲》和李白的《忆秦娥》则属于“十分之一”。即便朱彝尊有些言过其实，但确实点出了词的一个特殊地位，我们不能以惯常的对待诗歌的态度来苛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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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忆秦娥》、范仲淹《渔家傲》、夏竦《喜迁莺》，三者皆属气象宏大的佳作，究竟为什么在“气象”上有高下之分？学者们提出过很多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认为“三千珠翠”脂粉气太重，所以落了下乘，“四面边声”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不及“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开阔远大。在我看来，三者的核心的差异其实只有一点：它们虽然都是从一时、一地、一事写起，而范仲淹归结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夏竦归结到“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皆不脱一时、一地、一事，李白则归结到“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事的限制，让人顿生古往今来人世代谢的茫茫之悲。

        不妨参照一个与李白《忆秦娥》同样煞尾的例子，那是宋代诗僧仲殊的名篇《诉衷情》：

        涌金门外小瀛洲。寒食更风流。红船满湖歌吹，花外有高楼。

        晴日暖，淡烟浮。恣嬉游。三千粉黛，十二阑干，一片云头。

        这首词题为《寒食》，摹写杭州寒食踏青的一次盛况。西湖之上到处有画舸优游，歌吹沸天，游人恣意狂欢，享受这一场初春的典礼。末三句堪称神来之笔：“三千粉黛，十二阑干，一片云头”，仿佛是电影镜头的高明运用，从近景的“三千粉黛”拉开到中景的“十二阑干”，再拉开到远景的“一片云头”，数字递减，视野渐远，近景被中景隐没，中景再被远景隐没，而“十二阑干”的颜色与“三千粉黛”的歌声似乎仍在“一片云头”隐现，让人生出无限辽远的美感。这样的美，虽然与李白《忆秦娥》情绪迥异，表现上却是属于同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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