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 / 6)
        第十章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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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是诗歌的高峰，这自是毋庸置疑的结论，但李白究竟高在何处，这就是一个言人人殊的话题了。《人间词话》以为，李白的诗词纯然以“气象”取胜。换言之，再没有任何人在“气象”上超过李白。

        “气象”是传统文论的专门术语。前一章提及，《沧浪诗话》归纳诗歌的五大要素，“气象”正是其中之一。陶明濬《诗说杂记》有解释语：“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但我们真的很难将李白的诗词和庄重扯上关系，他写诗自是“斗酒诗百篇”，何尝有半点正襟危坐的样子呢？

        元人范德机《木天禁语》为“气象”做出十种细分，分别是翰苑气象、辇毂气象、山林气象、出世气象、神仙气象、江湖气象等，还说诗人的“气象”就像字画，无论长短肥瘦、清浊雅俗，都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这样看来，我们大略可以把“气象”理解为“气质”。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气质。若体现在作品上，不同时代的作品，不同作者的作品，便各有各的气质。《沧浪诗话》对照唐宋两代，说唐朝人和宋朝人的诗，先不必论谁工谁拙，两者在根子上就是“气象”不同。

        明人镏绩《霏雪录》有一段极刻薄的话，说唐人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宋人诗如农村暴发户，虽然盛装打扮，打躬作揖，却无论如何都掩不住鄙俗的嘴脸。这样的看法无论对错，至少说明镏绩在唐诗与宋诗的对照中看到了“气象”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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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以“气象”作为诗词理念的，著名者如被冯煦誉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的晏殊。

        晏殊在太平时代做着太平宰相，一生顺风顺水，“愁”对他来说成为一种具有审美趣味的奢侈品，所谓“富贵闲愁”是也，正如今天生活顺遂的少男少女们要在甜蜜爱情生活中偏偏找一点不如意一样。

        晏殊所谓的“气象”，意思是富贵气象。宋人笔记有记载说，晏殊曾读李庆孙《富贵曲》，见其中有“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又是金又是玉的，于是不屑地评论说：“真是一副乞丐相，写这种句子的人一定没有真富贵过。”那么，晏殊这个位高权重、真正生活在富贵中的人又怎么抒写富贵呢？很简单，他从不写什么金玉锦绣，只把握住富贵的“气象”，如“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再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以这些诗句为例说：“穷人家能有这般景象吗？”

        穷人家不但没有这般景象，就算有，也都在蝇营狗苟地操心着生计，没有这份闲心。这般景象加上这份闲心，就是富贵气象。在这简简单单的杨花、燕子、月光和微风的背后，呼之欲出的其实是权势、财富和品位。真正富贵的人，从来不会将那些仅仅体现物质价值的东西放在心上。小富之家和暴发户总会着迷于金饰、金条，而晏殊这样的人早已跃过了富贵的低级阶段。

        这就是晏殊的“气象”，散淡闲适的背后是富贵逼人，旁人很难模仿。而清贫也有清贫的“气象”，也同样可以分出高下。贾岛有诗“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有诗“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都是摹写山邑荒僻、官况萧条的景象。宋人梅尧臣有评语说：若论造语之工，以上两者皆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这两句或是杜甫的逸诗）。

        梅尧臣认为的工拙之别其实当属气象的高下之别。姚合与贾岛的诗句，着眼点仅在饮食日用，而“县古槐根出”写出岁月的沧桑味道，“官清马骨高”写出政事的高洁格调，虽然同样裹着清贫的外衣，立意、眼界与格调却远非前两者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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