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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永贞革
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发生在顺宗皇帝在位期间。顺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很短,总共不到一年,顺宗皇帝的年号为永贞,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革统称为永贞革新。二王是指顺宗皇帝在位时的两位官员王叔文和王伾。二王的官位并不高,都未曾入相,但他们利用与顺宗皇帝的亲密关系把持朝政,把玩政治而风光一时。二王把持朝政期间废除了宮市和五坊使等祸害民众的弊政,为他们赢得了点赞;二王破格引用年轻的优秀人才,其中的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是一时才俊,是永贞革新的亮点。二王参政从总体上看是底层人士的逆袭,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措施,纯粹是为完成个人角色转型进行的零散性的努力。永贞革新客观上对当时的社会形态有一定的冲击,特别是与宦官势力的斗争符合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观。
王叔文和王伾都是顺宗皇帝做太子时的待诏,也就是文艺侍从,王叔文擅长围棋,王伾善于书法。由于长期在太子身边服务,他们就成为太子登基前的智囊团成员,为太子登基出谋划策。为了在未来的政局中发挥作用,太子智囊团引进大量当时地位偏低但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才,逐渐形成以王叔文为核心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的成员有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入围可能与二王的文艺偏好有关,从中可以看出二王选人的标准,重视文艺素养而忽略政治素养,这恰恰是政界立身的大忌。
顺宗皇帝登基前已经得中风不能说话,德宗皇帝因太子患恶疾而伤心过度,不久就病逝了。宰相们看中皇孙李纯的好资质,顺宗皇帝带病仍得以顺利完成登基大典,解除了可能爆发的政治危机。登基后重病在身的顺宗皇帝就一直在深宫静养,左右服侍的只有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政务听凭王叔文和王伾处置。王叔文比王伾更有政治野心,二王中王叔文唱主角,王伾负责与内宫的联络工作。
王叔文和王伾都没有直接入阁执政,而是担任翰林学士,将吏部郎中韦执谊推到前台让他入相,他们两人则在翰林院进行操纵。隋唐政坛讲究出身,二王隐身于翰林院是因其出身低微,无法骤然晋升,不敢马上公开出头露面执掌朝政。在体制上翰林学士只是皇帝的侍从,不能直接参与朝政,二王利用翰林学士的身份隐身于顺宗皇帝和韦执谊之后,在皇帝和宰相之间以隐形内阁的方式施加政治影响。他们的干政使得当时的宰相贾耽和郑珣瑜主动辞职,另外两个宰相杜佑和高郢只能袖手旁观。在王韦组合中,王叔文没能对韦执谊进行完全控制,王叔文和韦执谊之间即使在蜜月期时也不是很合拍,这在处理羊士谔事件时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宣歙巡官羊士谔因公事到长安,对二王参政进行公开批评,王叔文大怒,要求韦执谊斩杀他,但韦执谊拒绝执行,后来再次要求杖杀他,韦执谊同样拒绝,最后以羊士谔贬官了事。
二王的位置比较尴尬,为巩固两人的权位,他们试图从宦官手中夺取神策军的指挥权,他们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安排亲信度支郎中韩泰做他的行军司马,计划由韩泰来控制神策军。宦官大佬们开始没有看懂王叔文的用意,当神策军诸将来向宦官中尉辞别时,宦官大佬们醒悟了,他们联合起来下令不得将兵权移交。范希朝等人来到奉天时神策军将领都没有到场,韩泰将情形向王叔文禀报后,王叔文只得无奈地跺脚叹息。大宦官俱留珍等人对王叔文的行事很反感,就使用釜底抽薪之计,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头衔,隔断他进入翰林院的路。没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以翰林院为集聚地的隐形内阁就要被彻底整垮,经王伾上疏请留,才允许王叔文三五天去一次翰林院。
顺宗皇帝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王叔文因母亲去世丁忧离职,王伾没有了王叔文的依靠而六神无主,面对内忧外患他急匆匆地为王叔文起复图谋宰相的位置而奔波,但已经回天无力了,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完全控制住了内廷,王伾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了。永贞元年八月顺宗皇帝退位为太上皇,太子李纯登基为宪宗皇帝。宪宗皇帝因二王在顺宗皇帝立嗣上屡屡反对而对其心生反感,他继位后二王的垮台是顺理成章的事。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王伾很快就病死在贬所,第二年王叔文被赐死。
宦官集团是一个特殊的团体,他们没有子嗣,长期依赖皇帝而生存,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属于皇帝的身边人,在中晚唐通常是皇帝平衡朝局的重要力量。贞元末期宦官势力虽然很强大,但顺宗皇帝继位后二王在皇帝病重不能言语的情况下,人为隔开宦官集团与皇帝的联系,因而拥有了短暂的巨大权力。顺宗皇帝病危时宦官集团乘机进行反隔离,切断二王与皇帝之间的联系,他们以皇帝的名义对外发号施令,二王没有入相便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没有了皇帝的依仗,没有神策军的支持,二王自然就成为砧板上的肉了,任由宦官集团宰割了。
二王垮台后,柳宗元和刘禹锡等八位二王集团核心成员先是被贬为偏远地方的州刺史,后再贬为更偏远地方的州司马,其中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顺宗皇帝时期加入二王集团无异于坐上快速升官的火箭,涉世不深而急于谋权的柳宗元、刘禹锡等年轻人急功近利匆匆搭车,最终落了个车毁人伤的结局。宪宗皇帝登基后对二王集团成员进行严厉处罚,朝廷规定对涉及二王集团的被贬官员十年内不得移官。元和十年,朝廷设定的十年期满后,被贬官员被召回长安重新安排工作,但皇帝依旧没有原谅他们,虽然将他们升任州刺史,但被发配到更远的地方。回京后写下“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刘禹锡被任命为播州刺史,经御史中丞裴度说情才被调整为连州刺史。裴度以刘母年迈需要照顾为由替刘禹锡向皇帝求情,皇帝说不是朝廷不近人情,那是刘禹锡罪孽深重咎由自取的结果,可见宪宗皇帝对二王集团前成员恨之入骨,即使经历十年时光仍不能释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政治上的逆境经历却铸就了柳宗元和刘禹锡在史上的辉煌成就。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写于他担任永州司马期间,借写山水游记以抒发胸中愤郁之情,而后的《捕蛇者说》和《童区寄传》等名篇更将其意境无限深化。刘禹锡的诗篇脍炙人口,一句“沉舟侧傍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写尽诗人的人生感悟。因为柳宗元和刘禹锡在上的耀眼光彩,永贞革新而被后世经常关注,他们的成就是所谓永贞革新的最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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