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朕觉得试种玉米和番薯才是大问题 (2 / 5)
        “朕即让李材等人留职察看，于云南军屯耕地中各取二十亩试验，十亩种玉麦，十亩种甘薯。”

        “便以一年为限，夏种秋收，必教他三人亲耕田间，将栽植种种如实上呈，他三人若能如实禀奏，朕便免其欺君之罪。”

        朱翊钧一气儿说完，方才从椅扶上缩回来的手在膝上团成了一个拳。

        “玉麦”即是后世的“玉米”，“甘薯”即是后世人人称道的“红薯”。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在这里是动用了他一点现代知识的记忆储存的。

        玉米和番薯均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显示它们在万历十六年时已经传入了中国。

        玉米传入中国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由西北陆路，传入甘陕地区；二是经西南陆路，由缅甸传入云南；三是由海路从南洋群岛先传入东南沿海各省，然后再传入内地。

        西南陆路这一条是玉米最早传入中国的路线，在嘉靖四十二年的《大理府志》和万历四年的《云南通志》中，云南、永昌、蒙化、鹤庆、姚安、景东、顺宁、北胜等州府都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

        番薯传入中国的路线有四条，一是分别由陈益和林怀兰从越南传入广东的东莞和电白县；二是由泉州经南澳岛传入泉州；三是由陈振龙从菲律宾携薯种到福州；四是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

        后世公认的、诸多番薯引进路线中影响最大的一条，其实是福建长乐陈振龙家族的那一条。

        万历二十一年时，陈振龙之子陈经纶为帮助家乡度过灾荒，特意将番薯种子献给福建巡抚金学曾，在金学曾的支持下，番薯从长乐开始迅速向全国传播。

        现在朱翊钧试图将番薯试验田的时间线提前五年，将番薯的推广从历史上的福建转到云南。

        云南引进番薯其实比福建的陈振龙家族更早。

        早到葡萄牙人开始大航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番薯带到非洲沿海诸地、印度西岸的要港果阿以及印尼的部分岛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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