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朕就想要那倭国不要的 (4 / 8)
        朱翊钧的想法是这样的，派鸿胪寺、主客司或四夷馆去澳门，就是把接见传教士提升到了外交的高度。

        一旦涉及了外交，无论是李太后还是广东地方官员，都不好随意插手阻扰。

        何况万历十六年的丰臣秀吉还在为了完全统一日本而四处奔忙，就算是想以此为借口提前伐明，客观条件也不成熟。

        再者，历史上的大友宗麟之死的确是此后日本日渐闭关锁国的原因之一，但真正隔断日本与西方往来的罪魁祸首却是后来的德川幕府。

        丰臣秀吉对天主教徒的更进一步的大肆迫害实际开始于万历二十四年的圣菲利浦号事件之后，而在万历十六年的眼下，日本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实则并未受到严格限制。

        如果丰臣秀吉要伐明，那他肯定也需要一定的财政积累。

        所以丰臣秀吉需要日本长崎，他不是德川幕府，会趁着明朝虚弱之时颁布“锁国令”，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以此切断中国白银流入的最大渠道。

        与德川幕府比起来，丰臣秀吉的心态还是相当开放的。

        朱翊钧相当确信，倘或丰臣秀吉真正实现了他的伐明野心，他绝不会像后来的德川幕府那般闭关锁国。

        丰臣秀吉反倒可能更像蒙古人，对西方文明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包容，要不是他死得太早，日本人民能提前幸福四百年。

        也不必非要美国人搀着他们绕上那么大一圈的弯路了。

        李太后看出皇帝是非要见一见那耶稣会的传教士不可，觉得再劝下去，也寻不出甚么正当的理由，反倒会适得其反，于是只能叮嘱道，

        “皇上见归见，赏赐一些东西也无妨，但洋人要是开口要免税，却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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