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水电之困
        从姜雄华接触水电开发后，就听到了“水电的三顶帽子”这种说法。意思是说水电建设“投资大”、“工期长”、“移民难”这三个老大难问题。所以中国的水电开发，总体上讲是很缓慢的。一次，姜雄华随部长到一个水电工地，同去的还有梁仲夏、董建设。工地上一些老水电跟董司长在谈到所谓的三顶帽子时，很生气，认为这是一种偏见，是强加在水电脑壳上。董司长也很赞同老水电们的意见。

        验收工作结束后，姜雄华曾就这个问题专门请教也到了现场的梁仲夏。梁仲夏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人，他还是副司长时，内部平衡上报项目时，虽然力争，水电往往会被平衡掉，理由也照例是这些，可以说是见怪不惊。一听问这事，并不像老水电们那样生气，他说：

        “小姜，三顶帽子这种说法也没啥错，反映了一种客观事实。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复杂，就不一定都是客观的了。”

        “梁司长，我咋个理解你这话？”姜雄华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却想听听梁司长是从什么角度考虑的。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工期问题。像这个水电站，装机40万千瓦，比黄牛角电站还小，从五十年代开建，到今天第一台机组发电，耗时三十多年，这是事实。但它经历了开工、停工、复工、缓建、再次复工，这也是事实。而这事实并不是水电本身原因所致。另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看待，一是水电站建设周期长，效益周期也长。二是建设周期长是可以缩短的，到今年黄牛角工程全部竣工，也就四年时间。说明只要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变了，工期会大大缩短。”

        姜雄华晓得这支施工队伍，也是属于建设黄牛角的水电工程局。他还听说，部长和董司长都先后在这电站干过，所以这次才到现场来看看。

        梁仲夏说：“至于投资大，这也是事实。有些人是从水电千瓦造价水平基本上是火电的两倍，甚至更多些一些来分析，得出水电投资大的结论。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水电投资产生的效益是多方面的，减少了燃料成本、运输成本，不仅仅是发电带来的效益，而且还有防洪、航运、灌溉等效益。”

        当时环保问题还不那么突出，或说还没有摆到后来那样重的位置上考虑。人们在考虑投入成本时，还没有计算它的环保成本。姜雄华觉得梁仲夏说得比较客观，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搞水电的，就完全从水电的角度来说事。而黄牛角工程多多少少已经改变了一些人对水电“工期马拉松，投资无底洞”的看法。

        “真正难的是移民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很恼火的事情。计划经济年月，都是国家指令，移民问题还比较好解决，虽然留下不少遗留问题，但总体上还是解决了的。到现在，这个问题就更棘手了。社会生活整体水平的提高，移民的要求自然有所提高，将心比心，别人的日子都过好了，凭啥我的日子就不该过好？移民将对好日子的向往寄托在搬迁上，对他们来说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好在这项工作是由地方政府包干负责的。”

        姜雄华觉得梁仲夏说得很对，而且他内心还有一个想法。没有黄牛角这个案例前，哪个人能想到还有如此高效的作业方法。既然建设中的这些问题能解决，那嘛所谓的三顶帽子也能在改革中得到解决。

        就在姜雄华琢磨这些问题时，展江洲也在琢磨水电建设的问题。对他这一级的官儿来说，着眼点是全国水电眼下和今后的工作。他内心明白，国家的投资盘子有限，重点依然在火电上，中国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这是短期内改变不了的现实。越是经济发展，缺电局面越会加剧，因为只有多上火电项目才能应对电力供需不平衡的局面。水利、电力两个部分分合合，即便水电部长是搞水电的，他也不能不顾中国经济和能源结构的这种现实。

        作为一个新中国水电建设的亲历者和领导者，展江洲深知行业中的弊端。这些教训对水电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真正给业内带来震动的是“黄牛角冲击”，不单是日本人先进施工方法的运用，而且是先进的管理方法的运用，让一直闭门建设的中国水电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世界，接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让他们这些作领导的意识到，问题不是出在职工身上，而是出在管理上。

        在一次谈话时，展江洲无意中晓得姜雄华老家是戎州的，就回忆起当年曾在戎州水科所工作时的情况。这时，姜雄华才说出当年认识展江洲的经过。

        展江洲很是惊奇：哟，还真有这么巧，问了问姜雄华家和个人的情况。然后很感慨地说：三十年过去了，你看我已经有白头发了。当年全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刚过三百万千瓦，占比到达20%，最大单机容量不过几万千瓦，三十年后的今天，全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三千万千瓦，占比达到28%，单机容量已超过三十万千瓦。不过，水电开发的程度，还远远落后于一些水电开发搞得好的国家。电力工业内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存在的争论之一，就是水电、火电的关系问题，即是多发展火电，还是多发展水电的问题。

        展江洲说，我从大学毕业，投身水电建设之初，1958年国家就提出“水主火辅”的电力长期建设方针。但实际的情况是，多开发水电的方针并没有得到落实，这当然有资源条件、综合利用、成本效益等因素，但从根本上说，跟短缺经济有关。

        对这些，展江洲也是当部长后才有了的感受。当工程局局长时的他，着眼点是如何完成国家交付的项目，与此有关联的自然是希望水电大发展。当了部长后，视野就不再是水电工程的事，也不仅是水电发展的事。更多的是水电发展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不处理好，水电要大发展只是空谈。他颇有深意地对姜雄华说，水电的发展，除了水电人的努力，离不开外部环境啊！

        姜雄华听着展江洲说话，没有插嘴。他心头明白部长口中的“离不开外部环境”这句话的深意。到计划司工作这些年，对过往的水电建设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对过去的各项资料也是很熟悉了。更主要的是，他对中国水电的发展已经形成自己的看法，过去水电发展不能大发展，除了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外，最根本的是受外部综合国力不足条件的制约。通过对黄牛角水电站的调研，他认识到在水电项目建设上，无论是进度的推进，还是质量的保证，体制和机制都是最根本的环节。由此他联想到中国的水电发展，首先需要体制改革。

        体制的改革，需要在发展理念上有所突破。

        在新中国的水电开发史上，一直存在着对水电应该如何开发的论争。伴随着激烈的论争，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先后提出过“水主火辅”、“水火并举”、“优先开发水电”、“大力开发水电”、“积极开发水电”等方针。这些方针对中国水电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方针并未完全落到实处，而且在水电开发上还走过不少弯路。

        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前，中国的水电发展明显受困于自身的“劣势”，所谓的“投资大、工期长、移民难”这三顶帽子一直戴在水电的头上。计划经济时代的投资都是国家包干，在切分电力投资这块蛋糕时，大力发展水电往往流于口号。再者，我国电力长期供应紧缺，每每需要靠火电解燃眉之急，水电自然难以做到优先。这里不排除“政绩”因素的影响，从决策层至以下各级都难以不受影响。

        在面对如何发展水电的理念上，如今已经不仅是搞水电的人咋样想的问题，而是所有相关部门咋个看待水电的问题，尤其是高层咋个拍板的问题。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水电史上的最大挑战——三峡论证，又出现在水电人和公众面前。

        姜雄华明白：这一波一波的论证潮，其冲击、其席卷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黄牛角冲击”。“黄牛角冲击”的影响更多的是在电力行业内、在基建行业内、在经济领域内，而“三峡论证”的潮头，不仅席卷经济领域范围，而且卷进政治范围，甚至卷入到文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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