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五节 (1 / 4)
        **提示让我想起了临去北京前看到的那几个玩伴。他们当中就有栓子和老疙蛋。当时，我看到他们时只是淡淡的打了个招呼。我怀疑他们可能又要搞事情。现在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

        的确，他们搞了个挺大的事情。就在我赴京打工的那段时间，他们合伙去粮库炸油车间偷胡麻油。结果，慌乱间他们把存放胡麻油的大油池子（用大型钢板拼接焊制而成）下面的塞子给弄开了。一大池子油（估摸最少得有一千公斤）漏得一滴没剩。其实那个大油池子顶部是敞开的。要把油从里面弄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油管儿抽到油卡子里（盛油或其他液体的容器，我们老家叫塑料卡子）。那样做的话，油一滴都不会洒出来。唯一的缺点就是慢一些。然而，他们定是嫌那样做太慢——毕竟做贼心虚嘛——才想到从大油池子底部的管口那里往外放油，然后用油卡子对着管口接油。那个管口不像我们普通的水龙头是可以拧开再拧闭合的。其实只是在油池底部焊了一个开口，用塞子塞上而已。在油池储油量较大的情况下，那个塞子一旦启开，根本无法闭合。试想，那满满一池子油得多大压力？从一个小小的管口释放出来，与高压水枪无异。当时的画面我都可以脑补出来（我曾在粮库炸油车间做过两个月的临时工），当栓子和老疙蛋把油池子底部的塞子启开的时候，他俩的眼珠子都硬了——一如我之前形容的，瞪大了两个台球蛋子迟瓜瓜的看着那一道油柱从管口喷涌而出。他们的感受，应该比我的双脚陷入猪圈的粪泥坑里还要怪异。

        满满一池子油泄漏殆尽，直接经济损失得在几千块钱左右。镇上派出所很快介入调查。在我们那个小村子里，民警要破案很容易。每天在大街上晃荡的几个小青年自然就纳入了派出所民警的视线。听他们说，栓子和老疙蛋被弄进派出所没少遭罪。又是拇指拷，又是电筛子。一顿拷问之后，栓子和老疙蛋恨不得把自从有记忆以来所犯下的全部过错都招供出来。其中，也包括和我在一起搞的那些事情。

        于是，便有了妈妈讲述的那一幕。想到这里，我跟妈妈淡淡的说：“妈，你放心。我早就不和他们在一起玩儿了。有事也是之前的事儿，都是小事儿。更何况我现在不是早就走上正道了吗？”妈妈听我这样说，又再三叮嘱我不要和他们再有任何来往，一定要走正道。她认为是栓子和老疙蛋带坏了我。其实，她不知道，年轻人在一起，无所谓谁带坏谁。青春期的我们，都有一些邪恶的想法和冲动。引导得当，邪恶的想法就只是个想法；那种冲动会成为创造力。失去引导，邪恶的想法就会付诸实践；那种冲动就会转化成破坏力，直至走向犯罪的深渊。尽管妈妈那段日子对我管教极严，限定我的外出时间，禁止我和栓子、老疙蛋他们来往，但是毕竟脚长在我腿上，一不留神，就迈进了猪圈的粪坑里。不过，就在一脚已经跨到犯罪的边缘之际，我良知发现，及时撤出来了。才没有像栓子和老疙蛋他们那样犯下更大的错。

        最终派出所考虑到栓子和老疙蛋他们都是刚辍学不久的年轻人，既无前科，又无大恶，便让各自家里人把粮库的经济损失做价赔偿，收拾了他们一顿也就把几个人都放了出来。若干年后，我们仨在京城有了一次相聚的机会。我开玩笑说是他俩出卖了我。老疙蛋说是栓子挨打不过，为了立功揭发的我。栓子却是不认。其实，对我来说，谁揭发的我早已无所谓了。人，总得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和罪恶付出相应的代价。只是，这代价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馈与你。有的人认识到了就会坦然面对命运的惩罚。有的人认识不到就会抱怨命运的不公。

        后来，通过在家里接受五年的劳动改造，我充分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有过两次外出打工的经历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像我这样的人，外出打工根本挣不着钱。学艺眼睛看不清；打工身不强力不行；混社会吧，自己又不是那种心狠手黑的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个废物。潜意识里残存的那点非常之人的自信被这一连串的挫败荡涤的一丝不剩。

        记得刚辍学那阵儿，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点钱，从大街上买了一件白T恤。T恤正面红彤彤的印着七个行楷大字：“轻轻松松挣大钱！”现在想来，那七个大字就像七个大逼兜，“啪啪啪啪啪啪啪！”在我无端自信的脸上打出七个血红的大手印！

        站在村子东头爬满枯草的野滩里，我仰起头，端平了那张无端自信的脸，让它跟无形又无际的天空呈平行状态：“来！张红民！用这片清净的天空做镜子，照照你自己！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哪来的自信？！”

        那一刻，尽管我的内心充满了自卑感，但我能从那片清净的天空里看到，那无端自信的神情依然固执的附着在那张轻薄的面皮上。

        那是我最后的一丝尊严了！

        随着95年春节的临近，在外地打工的人们陆续返乡。那段日子，我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每天游走在街头，用空洞的眼神打量着身边的所有人，所有事，偶尔去到理发馆、裁缝铺逗那些女学徒们玩儿。人们活得都很充实。刚接了他老子班的二豁牙从供销社大院出来的时候恨不得把脸仰到天上去。已经在煤矿上了半年班的四小提溜着足有二十来斤重的一块猪肉从我面前昂然走过。邻居家的二姐回来了，一身的珠光宝气。西街的胖三儿回来了，一双硬实的皮鞋走在街上熠熠生辉。我，除了一脸的不服和茫然之外，一无所有。我不想也不敢和他（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话。我知道，只要一交流，我最后的那一丝尊严将荡然无存。

        小年那天，我一大早又上街闲逛去了。我先去了丽姐的裁缝铺。秀芳每天最早开门。她是丽姐的学徒。在丽姐的学徒里，秀芳家住的最远。她家在我们村西八里远的四顶坊村。秀芳身材一般，长相普通，但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勤快。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到裁缝铺，生炉子、打扫卫生，等她一切安顿妥当之后，其他学徒才陆续过来。丽姐或早或晚，她刚生了孩子，家里事多，所以时间不固定。不过，有秀芳在，她大抵对摊上的事儿还是放心的。

        我去的时候，秀芳也刚到不久。她正在忙乎着。我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她身后时，把她吓了一大跳。“啊呀！死小红！你吓我一跳！”这个时候，我是开心的，虽然我并无心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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