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零五章、十万大奖（7） (2 / 3)
        接着，又说：“东林党人的活动正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良心'发起的政治自救运动。东林领袖在同封建统治集团里邪恶势力的较量中，遭到彻底毁灭，但是他们仍以基督式的悲壮殉难，给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

        “他们为民请命的义举和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犹如点缀封建末世夜空里的璀灿星辰。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给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

        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认为：

        “东林党作为士人政治群体，是富于理想，能坚持原则又颇有牺牲精神的”，他们“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朱义禄《儒家思想人格与中国文化》认为：

        “真正从群体自觉角度继承东汉士人的，是明末东林党人”，“他们高扬‘群善'的精神”，“以善恶来界分君子与小人”，“始终重视气节”，“堪称人格道德上的楷模”，“他们舍身救世，视死如归的崇高人格，却是耸立在神州大地的丰碑”。

        夏维中的文章也认为：

        “东林党大多一身正气，清廉正直，铮铮铁骨，堪称道德楷模。作为一个群体，这种知行合一的品格，在明末实属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

        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一书还以诗风流变的视角，给予了东林人士很高的评价：

        “作为晚明文坛的一个群体构成，高攀龙、顾宪成、杨涟、安希范、赵南星等东林士子虽不以诗名，亦不废声诗”，他们“宣扬用实之学，呼吁作家关注现实，以理约束性情，决定了明末诗歌的走向”，“其价值不但在于弘扬了士人百折不挠的品质气节和民族精神，而且在于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安媛《论东林学派的批判救世精神》说：

        东林学派“立志革新朝政，并提出了某些带有民主思想萌芽的口号。首先，要求改革朝政，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并且进一步提出开放地方政权”，“发展地方经济”；

        “其次，他们抨击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主张选贤与能，破格用人，以革新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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