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卷 关于高原问题的误解（下） (5 / 5)
        允许并且促进高原宗教重新恢复，目的原是在于希望换得藏人感激。然而，宗教既是藏人的生命核心，如果当年因为新神出现而要他们去毁灭旧的宗教，他们可以接受并积极地参与。但是等他们毁了旧的宗教，砸掉了寺庙，有一天却突然告诉他们，新神原本并不存在，那只是一个不幸的错误，现在需要改正，旧的宗教要恢复，寺庙也要重建。可以想象，那些曾经亲自去砸过庙，亵渎过传统宗教的藏人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是可以用拨款修庙换得感激的吗？

        这也是促使传统宗教剧烈反弹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是那些过去反对过传统宗教，砸过庙的藏人，在重新复兴的宗教面前，都意味着对神灵有过背叛，从而在高原宗教的恐怖世界中将面临惩罚。出于对那惩罚的恐惧，他们一是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被逼无奈，再就是以对传统宗教的加倍虔诚和狂热进行“赎罪”。这样的人很多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在重修寺庙中最卖力的人，往往也是we

        ge时砸庙的带头者或主要参与者。一些藏人官员也在为自己的过去进行“洗刷”，他们的表现往往是扮演民族代言人，挑动民族情绪，对抗上级指示，以及排斥汉人等。

        maozedo

        g主席时代以阶级划分瓦解了高原民族的一体xi

        g，使得高原下层社会摆脱上层社会的控制，成为**在高原的基础和同盟。时代放弃了阶级斗争路线，上层人士重新成为“统战”对象。

        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又被请进人大，政协，59年担任高原叛军司令的拉鲁（79年释放），现在是自治区政协**，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好的变化，但是从“治藏”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会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

        随着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已经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

        高原封闭的环境使以往当过乡村干部的资历留不下什么优势。据高原党委组织部的调查，过去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贫困阶层。美国人类学家戈德斯坦在高原西部牧区进行的调查也指出：“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1987年，十户人家（18）从县里得到了救济。

        有趣的是，1987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除此之外，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积极分子”还承受着被视为民族叛徒的重负。他们的潦倒不但不得到同情，反而被周围人认为是报应的体现。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高原普通百姓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调整行为方式。

        藏北丁青县一位在基层呆了二十多年的干部给我讲了一个小变化：we

        ge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微妙，并非有人强迫，也未曾有人明说，完全是自觉的。虽然旧时代并没有真地回来，但是社会氛围已经变化，农奴们敏感地意识到还是早点缩头为好，那也是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挺胸抬头表示悔过。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

        20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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