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将权的恶性膨胀与阉党乱政之弊端——以天启年间毛文龙其事为例 (1 / 8)
        明代将权，或者总兵官的权力，经历着起起落落的发展过程。

        明初，总兵官以武爵或武职充任，统领节制所在地区的都司卫所部队，并有督屯筹饷、管理马政、整饬城防器械、参奏文武官员、过问军人司法等职掌，权力广泛且高崇。

        明中叶以后，总兵权力逐渐被督抚、巡按、御史、司道、郎中等文官所分解。

        嘉靖以后，总兵所剩的职责主要是统兵作战，明确规定“如经略边务，随宜调度各镇将官，相机战守，此总督之职守也；整饬兵备，训练兵马，督理粮草，抚恤士卒，此巡抚之职守也；整饬兵备，申严号令，振作军威，相机战守，此总兵之职守也”，并受节制、监督于督抚。（《明世宗实录》卷315）

        明末，随着战事愈加频繁，总兵官的权力逐渐提升，有的将领更不听文臣节制。东江军镇离心势力的滋长，并最终成为边疆的一割据势力，其根源正是辽东战争背景下将权的恶性膨胀。

        镇江之役后，毛文龙开辟了抵御后金的第二战场，舆论纷纷要求派兵支援并接济毛文龙，并授予他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明廷为鼓励毛文龙从事敌后活动，便任命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赐予尚方剑，加指挥佥事。

        明代中后期任命总兵官的敕书一般要求将领与督抚商议军机而行，或者明言受督抚节制，但是毛文龙的敕书直书“便宜行事”四字，这在当时是个特例，又有尚方剑在手，事实上已握有专杀和便宜行事的大权。

        毛文龙大权在手，逐渐逾制，扩张权力。

        首先是违制夺巡按、御史之权举劾文武官员。

        《明熹宗实录》卷30天启三年正月载督饷御史江日彩疏言：“援辽总兵毛文龙孤臣势处艰危一疏，将征东将士、海委运官，效按臣报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语，特疏举刺，甚至朝鲜君臣与夫宰执、经略、督饷、部院、司道、主事、登莱巡抚、海防各道以及于臣，无不人列姓名，褒荐无漏，臣不胜骇异。举刺大典，非武帅可操，坏法贻羞，所伤不。乞垂谕戒”。旨下该部知之。

        又《两朝从信录》卷23载，天启四年七月，毛文龙呈进地图，并陈战守粮饷军需事宜，得旨“本内保举官员甚众，以后不系军中紧要事情，不得轻议”。

        《崇祯长编》卷5崇祯元年正月丁卯载，“毛文龙镇东江，请得举劾文吏，昌言揭争非制，文龙憾之，乃造蜚语中司饷同知翟栋。栋被逮，昌言发愤呕血卒”。

        而《牧斋初学集》卷53《山东青登莱海防督饷布政使司右参政赠太僕寺卿谭公墓志铭》载“海外俘级日侈，交关逆奄魏忠贤，张大其事，规觎封爵。公坚持之，弗与勘覆。岛帅益骄，构内旨，得举刺文吏，造蜚语，中管饷同知翟栋，缇骑突至，械翟于公座，公叹曰‘以我故，累廉吏，而不能救，何以生为？’愤懑不食，呕血数升，顿致赢疾。亡何，遂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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