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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七节 税制改革(2) (1 / 2)
所谓盐铁专卖,历史很悠久,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就推出了专卖制度,古名“官山海”,山上的铁,海里的盐,都由国家设立机构买卖,这两种都是必需品,所以控制这两种商品的贸易,利润极为丰厚;其实到了明清时期,专卖制度的影子依然存在,比如盐票制度,虽然贩卖官盐的是盐商,可政府通过盐票制度,控制他们买卖的规模,还从中收取高额的盐税,让盐税甚至成为明清两朝的主力税种,仅次于农税。甚至到了后世,中国的烟草行业,依然使用的是这种专卖制度。
铁专卖,明清倒是没有施行。
作为一个不通经济学的文人,王辅茞盐铁专卖的目的,当然不是通过这两项必需品垄断贸易搜刮民众,他的说法十分的天真和理想主义,他说既然盐商富可敌国,食盐买卖必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可盐商贩卖的官盐,不但掺假,而且价昂,百姓深受其苦。与其白白肥了盐商,不如收归官办,一面降低价格能够利民,一面盈利可以填充府库。铁专卖也是同样的道理,老百姓都离不开铁器,官府垄断经营,一方面降低价格,一方面充盈官库。
王辅茞很自信他的建议完全可行,因为福建靠海,能够煮盐,福建有冶铁传统,不缺少铁匠。
可王辅茞根本就弄不清,为什么专卖制度看起来这么好,后来的朝代却废除了。管仲时代,盐铁专卖确实是一项创造性的制度,因为在当时,不管是煮盐还是炼铁,都还属于初级阶段,普通商人百姓一来不具备技术,二来没有资本,在管仲的组织下,动用官府力量,建立了大量的大型官办作坊,其实是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
可到了后来,民间资本和技术的发展,已经让私人可以经营这些产业了,官办作坊的各种弊端却频频出现,贪腐无法断绝,质量难以保证等等,让后来的朝代放弃了专门制度,明朝开始以盐票等方式来间接的管理盐商,从中收取的税收比官府自己直接经营还要丰厚,有些类似英国把征税权包出去后,税收反而大幅度提升的现象,说白了,就是官府从商业中榨取的利益的效率,远远比不上商业能力更强的商人。
除了盐铁专卖,王辅茞还提出酒茶专卖。酒的专卖历史上也出现过,宋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曾实行了很长时间的酒专卖制度,据说当时各地官员为了把官府作坊酿造出来的劣质酒卖出去,可谓是想尽了办法,奇葩如大文人苏东坡在江南做官的时候,每当新酒出锅,就动员青楼女子上街兜售,一时间莺莺燕燕甚是热闹。官府也动用强权力,向各大酒楼,茶肆甚至是旅店之类的商家摊牌任务,让他们必须把官府的酒卖出去。
王辅茞看重茶叶的专卖,则是他发现茶叶利润也十分丰厚,十三行商人各个巨富,他认为官府如果专卖,肯定能解决财政问题。
中国文人读的书多是儒家经典,这些东西是教人怎么做人的,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专业学术类的经典很少,文人也很少涉猎,因此他们的经济学知识仅限于常识范畴。
文人们能认识到对商人征税其实最后还是转嫁给了老百姓这一点,对他们而言,已经十分难得,至少他们已经触摸到了经济链的概念,知道经济是一个链条,从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下手,都会给其他环节造成影响。
但从专业角度出发来看,这种影响是长期性的,传导性短期内还释放不出来。因此增加税收的最有利方法,从技术角度来讲,还是开征新税。等到税种实在多的影响了征税成本,那么就来一次清减,还美其名曰改革,后世香港的征税方法就十分精简,被称为简单税制,对许多国家以启发,纷纷流行起了税种合并,简化征税方案的改革。
而周琅打算开征普遍性商税的目的,还有深层次的考量,那就是他一直打算从根本上重组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集权的,政治的,去商业的,这跟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关,大一统之后,贸易不再是唯一的物资交换方式,过去秦国和赵国,齐国和楚国之间的必需品交换,必须通过商人来进行,现在突然发现,一个高度一致的政权,通过行政命令来调转资源,更加的高效和便利,于是商业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加之儒家道德开始被文人和执政者普遍接受后,统治者越来越不能接受商业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
商业是逆道德的,当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甚至有许多大慈善家,但这改变不了商业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就是优胜劣汰,就是高效取代低效,就是强者取代弱者,所以当发生灾害的时候,商业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是囤积居奇,坐看穷人饿死,商人获得超高利润。结果就是商业造成了缺乏社会竞争力的穷人被淘汰了,富人活了下来。
可政治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却是救济,不考虑成本,而是考虑一个底线,那就是让人尽可能的活下去,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竞争的,去优胜劣汰的,保护了低效,保护了弱者。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商业更讲道德。这就是为什么讲究道德的儒家思想,会慢慢跟政治靠近,最后紧密结合在在一起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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