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一章 南国春光岂再游 (2 / 4)
        故而，任何号称要吊民伐罪的农民起义军/反叛势力，发展到最后想要组织起政权并完成坐稳天下的蜕变，就必不可少要放弃大部分的初衷和理念，来吸收这些旧有体制的熟练官僚和世族精英。

        所以以有唐一代为例，对于五姓七望为首的山东士族，基本上就是有拉拢有打压而贯彻始终的基本国策；一方面这些在地上拥有很大舆论和语话权的大族显望，对于家天下的皇权就是天然的威胁和隐患。

        但出于政权架构稳固的缘故，又不得不依靠他们世代拥有所谓治学传家，所培养起来数量庞大的族人子弟、门生故旧，以及相应影响力所能够号召到的更多士人，出仕李唐政权而填充到各级官府组织当中去。

        所以在贞观之治道开元盛世的前一百年跌宕起伏的王朝演变当中，唐王朝都在努力分化瓦解这些旧有世族门阀的影响力，一边用科举制吸引到更多在野的寒门庶族人才，作为制约和对抗的力量。

        于是等到了中唐以后，这种隐形的国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功了，但也可以说是基本失败了。因为作为王朝需要压制和分化瓦解的对象，世家大族们在地方上影响力已经严重衰退，而逐渐让位于于藩镇割据中的地方武人集团。

        但是作为相应求生求变的手段，这些世家门阀开始转入两京为代表的权力中枢，而从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朝廷的体制当中去，而成为大唐政权中密切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同样因为掌握了中枢权利而又拥有比常人更高的起点，更多的直接间接这政治资源和人脉影响力，导致这些世族门阀的子弟很容易就能获得清贵美职或是权柄之要。

        然后过雪球式的加这些政治资源和权位上的优势，进一步的叠加和稳固下来沿袭给自己子弟族人之后，也就在没有那些出身微贱卑下，或是寒门庶族中人什么事了。所谓诸多兄弟父子同榜，三代再阁的宰相世系就是这样诞生出来的。

        最终当皇权用来异论相搅，引入竞争和活力的科举制度，也变成高门甲地之间通过“通榜”“行卷”等方式，相互利益交换和政治妥协的工具之后，已经无力改变什么的大唐王朝，也就自然而然的迎来了他的末世之期。

        而中晚唐以来，因为上升的通道被逐渐的淤塞和堵死，失去了正常出路的寒门士子，就纷纷投身到各地藩镇的幕府当中，而成为地方对抗中枢的推波助澜之势。进而在天灾**走投无路之下，投身到此起彼伏的民间起义中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屡试不第的郓州人黄巢，也不过是其中集世代之怨望而应时而起的风云人物之一；而整个五代十国期间世家大族和门阀政治残余的崩灭与衰退，也可以说是这种最终反噬的渐进产物。

        但是同样可笑的是，因为这些世家大族已经与李唐王朝捆绑太深而利益同体的缘故，到了这个王朝末期，反而是想要救亡图存最为中坚的力量，而很是涌现出一大批忠臣良将来。虽然依旧没有什么卵用了。

        但是周淮安显然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另一种让一切更加彻底的天翻地覆，也充满荆棘与艰辛的鼎革之路。所以需要尽量从一开始就尽量根绝和排除，各种旧势力的残余影响和流毒。

        而这座钱塘城也不会例外的，然而情况又略有所不同。因为这里既有内陆那些名城大邑一般发达的水乡河网和灌溉农业，也有类比广州、交州之类繁荣的商品经济和河海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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