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 / 9)
        元失其鹿，群雄共逐。

        元朝末年，几十年地坐享其成，已经完全地将蒙古人从昔日地草原雄鹰，变成了今日地圈养草鸡。

        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内战不断，而这时地国家军政大权也已经转移到了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元朝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

        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

        蒙古人要弥补亏空，但却没有宋朝那种开源节流地本事，只有是不断地加重税收，滥发纸币，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而官吏敛括的花样更是无奇不有。

        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已然是达到极点，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盗匪横行。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便以“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

        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

        由于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北方原辽国、金国汉族人）、南人（南方南宋汉族人），因此蒙古人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

        元丞相伯颜等人由此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还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

        如是种种，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终于爆发了最终将蒙古人赶回草原、并引发元帝国彻底崩溃地红巾军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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