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五十七章 秋天的菊花 (5 / 6)
        这是90年代初的〖中〗国，陈旧而向往现代，迟缓而渴望迸发。城市里高低不齐的街景中间，廉价旅馆旁是“新潮发屋”；镇上赶集的年画摊上，港台明星的画报与**的画像并列其中，这一切都像是个隐喻。空间的另一端，农妇秋菊挺着大肚子，嘴里喃喃着：“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坐在三轮车上，坐在大巴上，甚至坐进了小轿车里，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镇上。再从镇上到市里，只为“讨一个说法”。

        张艺谋的视角睥睨着这片神奇又现实的土地，为庸碌的人们徐徐展开这幅生活图景：一个怀孕的女人，是凭借着怎样的坚韧与倔强，一步步“上访”最终讨得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某种意识的觉醒的话，我更愿意为其加上一个注释：这个觉醒含着人情的温度。

        在没看这部电影之前，就已看过许多关于它的评论，这似乎是观影的大忌，果然，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形成了“刻板印象”。评论说，这出“民告官”是〖中〗国社会底层政治桎梏开始解放的反映；是对法制化的热切盼望；是社会改革过程中对人的地位和属性的观察；甚至还有评论说，这部电影是拍给外国人看的，以展示〖中〗国社会底层的落后和不堪博取同情或好奇的目光，以卑微的姿态交换奖项。

        所以，张艺谋是耿直而朴素的，或者也是自卑的。但是，在看完之后，我却获得了另一番感性的认知，我以为，张艺谋的批判是温情的，至少是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呈现的。

        这部电影我只看了一遍，许多细节早已四散，但我还记得：廉价旅馆上了年纪的老板，热心地提醒初来城市，对申诉材料毫无准备的秋菊，哪些材料是必要的准备，哪些门路会对她的案子有帮助；路边看自行车的大爷，好心地提心秋菊，需要买一身城里人的衣裳穿上才能避免更多的坑骗；那个配了公家小车的市公安局长，对秋菊的来访无奈却仍坦诚相待，告诉她正常的程序，婉拒了秋菊的礼物还请秋菊和她的小姑子吃了一顿，最后还让司机送她们回家，村里议论纷纷“秋菊是坐局长的小车回来的”；甚至是村长（雷恪生真是演到了骨子里），这个碍于面子拒不道歉的村官，最后在秋菊最危难的时候，召集乡亲把秋菊送到医院。说他是秋菊的救命恩人，也不为过。

        在这个动辄因诉求权利而闹出人命的时代，我不知道原来还曾有过这么温情的时候，是因为人的群属单位越小。人所牵涉的利害就越少，关系处理也就越简单，还是因为现时社会转型的焦虑蔓延太快，我感觉我接触或见证的社会缺失了这种“世故的人情”。

        我希望社会的节奏能慢下来，我希望人们不要那么心急火燎地往前赶，我希望城市的规模不要扩张太快，小城的陈旧与单纯可以多停留一些——扯远了。还是回到电影上来，这部电影透视了人性里那股人情又世俗的张力，是一部有温度的电影。

        民众的姿态有些感受在观影的瞬间只是残碎的片段，需要找个时间好好梳理一下。现在我想谈谈这部电影中的那些民众，他们的生活姿态是被堙没还是被放大？这是一个极具阐释性的话题，但愿我这篇影评没有跑题。

        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正式颁布，〖中〗国人“民告官”有了依据。《秋菊打官司》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背景的反映。

        整部电影的故事线索是：秋菊的丈夫万庆来因为嘲笑村长只生女儿。骂其“断子绝孙”村长恼怒之下对万拳打脚踢，踢到了命根子。故事线索开始发展。秋菊和丈夫找大夫诊断，结果发现伤势严重。秋菊回村后，气愤之余找到村长要求道歉和赔偿。村长标榜自己身为村长的身份，认为长辈对于胡言乱语的后辈理应对其“教育一番”所以拒绝赔偿更拒绝道歉。从此，秋菊踏上了漫漫上访路。

        在几次调解村长都只作出赔偿而未道歉后，家人和乡亲都劝秋菊放弃，而秋菊倔强地继续，在旁人看来是钻进了牛角尖，是一种愚笨。秋菊的坚持中有对权利的诉求。而这种权利表达更多的是对于尊严的要求，当然，村长拒不道歉也是出于尊严的考虑。这种“面子”上的争夺，可以理解为个体对于家长主义作风的反抗，是一种平等意识的萌芽。然而，这样的执着更大程度上是导演赋予的内涵。或者说是这部电影故事性的体现，艺术终究是高于生活的，现实中若有如此顽固的人，恐怕要遭遇更多的阻碍，这也是电影释放出的“温情”的悖论。在电影中，村长并没有“联合”其他力量妨碍秋菊的上访，他只是表现出一种高傲的姿态，但却从未阻止秋菊的行动，所以，也许是我用心不善，我认为这是电影对于人性的夸张表达，秋菊讨要说法的执着被放大了，村长手中的隐性权力也被单纯化了，更多的冲突矛盾被简单处理，因此影片中人们的生活姿态是导演选择性的表达，是一种柔和的呈现方式，而现实中恐怕要更加僵硬。

        当然，我更喜欢这样柔和的讲述和这样温暖的人群关系，执着得很美丽。

        这部电影产生的节点恰好是90年代初，电影中的画面让我想起儿时的小城岁月，温暖，纯净。城市的发展似乎注定要伴随着一些人的消失。现在再难觅“看自行车”的人的身影了，我想起小时候在城里唯一的电影院前，总会有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大爷认真地检查自行车辆，后来去的多了就和大爷很熟络，每次都会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想来仍然觉得亲切。后来随父母辗转各地，去的城市越来越大，却也越来越难以建立这种亲近的关系了。我想那个老人应该和城里的很多景物一起消失了，不知散落何处。

        张艺谋1992年拍得这个故事其实很完美，基本上是惩恶扬善，也算是给1992年的公民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司法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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