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春秋大义 (3 / 3)
        东汉时，复仇风气的地域有所变化，太原、上党地区的复仇风习有所减弱，关中依旧保留了浓郁的复仇习俗，时内地复仇最烈的是颍川、南阳及邻近带，见之於史的东汉复仇事例大都发生在这里。

        周澈前世大学混学分的时候，补过历史课，想起越是战乱，复仇越烈。曹植《精徵篇》：“壮年报父仇，身末垂功名”，《结客篇》：“结客少年扬，抱怨洛北芒”。结客，就是结交宾客。

        姜枫之事发生后，周澈在陪同陈松去办案的路上，询问了解了当前法律对复仇的定义和惩罚。

        秦汉之际，复仇是被视为正义的。

        西汉建立后，复仇是非法的。

        新莽末至东汉建立，复仇是失控的。

        光武帝到和帝九年，大约七十年间，对复仇的控制是松弛的。桓谭曾上朝廷，力主严惩复仇者，但受到了光武帝的冷落，可能是光武帝受公羊学所倡导的复仇思想之影响。章帝建初五年制订了《轻侮法》，明确规定从宽处置为父母报仇之人。这条法律直延续了十七年，到永元九年。

        和帝永元九年到现在，处于对复仇的严格控制期，废除了《轻侮法》，为父母报仇也要受到严惩了。放走复仇之人的官吏也要受到惩罚，如前边提到的张歆就弃官亡命了。在这个时期，虽对复仇的行为严格控制，但权势之家在杀人后却可避免法律的制裁，如夏侯惇、如阳球。

        对两汉的复仇之风，颍川大儒荀悦曾经做过番论述：“或问复仇古义也。曰：‘仇，复仇可乎’？曰：‘不可’。曰：‘然则如之何’？曰：‘有纵有禁，有生有杀，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

        荀悦认为既要靠法律来约束，也要通过避仇来防止复仇行为的滋长。

        荀悦的这个论断，对后世中国古代法学，有关复仇的法与伦理的关系有着深重的影响。如唐代韩愈和柳宗元进行探讨，上疏朝廷的奏章，都是受到荀悦的启发。

        周澈望着天空想着案子感慨万千，心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放在太平年间，周仓所说的那些人，岂能建功立业？恐怕顶多也就是游侠之流，运气不好的，说不得，难逃法网。……，若在前汉武帝年间，落在酷吏手中，不是‘说不得’了，必死无疑。”

        姜枫为父报仇、郅恽为友人报仇、阳球为父母兄友报仇、夏侯惇为师杀人，这些人或为乡中轻侠、或为城中豪杰、或为儒生士、或为强宗地主、或为官宦子弟、或为天下名士，而行径却大同小异，并都能得到不同阶层人的仰慕和称赞。

        周澈喟然叹道：“我知道为什么高祖能以亭长之职，结交豪杰了！”秦末、前汉的游侠风气比现在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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