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八十八节 不服就干 (3 / 5)
        商税一事，之所以这么难，有其历史背景。

        明初山西有位巡抚，为下属某县县令请功，因为该县收取商税超过了额度，并且大为增加。

        但请功的文报发到京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却认为此人太能盘剥，判了个流放西北。

        自此之后，上下官员对收税该如何应对，就有个大概的判断了。税赋过重为苛刻，不收少收则为体恤民情。

        当然，田赋是不能少收的，在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眼中，耕田的百姓平民缴纳田赋捐税，这是经地义的。

        那时，大明立国前后，四下战乱，民生凋敝，地方上的破坏极为严重，工商业上也的确收不上什么税赋。

        到了弘治年的时候，民生已经恢复元气，经济繁荣，工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当时秉承的政策和明初没有什么区别。

        有杭州地方官收税，只在衙门门口摆下一张桌子，一个箱子，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和一本账簿，箱子是个半开口的木箱。

        贴的告示是请杭州商户自行在账簿上登记生意进出，然后朝着那箱子中丢进银钱算作缴税。

        桌子和箱子旁边并无人看守，全凭个人的自觉，没有人是傻子，这套家什在衙门门口摆了三个月，一共收上七百文钱。

        这等像是笑话的举动，却被时人交相称颂，认为可以和唐太宗李世民放死囚回家和家人团聚的事迹相提并论。

        这门前自愿自行缴税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君子不贪钱财，不苛求百姓的美德，成为一时的美谈。

        历经正德、嘉靖、隆庆到如今，收取商税，必然被称为是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禽兽之行，反之则是让民生安乐君子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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