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三一章 运河两岸 (3 / 4)
        明朝的制度设计其实还是有颇多可取之处的，比如都察院里各道、各种监察御史的设置，除了主管各个行省吏治纠察的分省御史之外，还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城御史、巡按御史、巡边御史等等专管某种业务的监察御史。

        就拿漕运来说吧，除了漕运总督的设置之外，有明一代还在淮安、济宁、天津、通州四个地方设置了专职的巡漕御史，一方面配合漕运总督管理漕运事务，另一方面则是监督纠察包括漕运总督所有漕运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这种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在正常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毕竟漕运对于迁都北京的大明王朝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而漕运总督的实际权力又非常大，没有一定的相互制约，皇帝和朝廷是不会放心的。

        但是现在却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按部就班进行的平常时期了，眼前的大明内忧外患，是典型的非常时期，对于这一点，宦海沉浮数十年的袁可立早就意识到了，而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当然也意识到了。

        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史李标提出过重设四位巡漕御史的建议，但被崇祯皇帝否定了。

        正如鹿善继整顿盐务一样，要整顿事关重大的漕运事务，除了皇帝要给予漕运总督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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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立充分的信任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不能给他故意设置任何障碍。

        所以，袁可立上任之后，四位巡漕御史也都全部废而不设。

        不仅如此，在袁可立重建漕运总督督标和漕营的问题上，崇祯皇帝也是全力支持，除了亲自安排王公略前去帮助编练和统带漕营之外，对袁可立提议调用的人选，也是全都批准放行，比如严正中和袁进。

        这两个人，之前曾是袁可立巡抚登莱之时提拔任用的亲近麾下，此时也都从登莱调任到了漕运总督衙门，严正中负责三千督标的编练重建，而袁进则与皇帝安排过来的王公略一起原来漕营人马的拣选和编练。

        除此之外，袁可立亲信家丁出身的袁彪，袁可立的长孙袁斌诚，以及袁可立提拔起来的许定国等人，也纷纷被任用到了一些关键的位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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