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回 蒋汪合谋组政府 朱毛携手歼强敌 (1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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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说南京中央召开的三届四次全体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通过了由吴稚晖等十一人起草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五月五日，国民会议正式召开。三百九十四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吴稚晖三读通过了《约法》，由于广州方面言论的攻击，蒋主席在会议上中向中执、中监委提出辞职，并自请查办。中执委、中监委予以抚慰。中执、中监两委授权蒋中正组织讨伐广州叛逆。蒋主席指令何成浚、张学良、刘峙、何键、刘镇华等组成讨逆军。上述将领发出通电，对汪精卫、陈济棠等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国民会议致电广州，痛斥广州非常会议及其主席团是祸国殃民的团体，命其取消。蒋主席也派代表到广州，陈说利害，但无功而返。在广州的中执委、中监委终于另立中央。无奈，南京中央政府只好提前召开五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对蓬勃兴起的**武装进行围剿的提案。会议重申了蒋主席在国民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并恢复了胡汉民、李济深的本兼各职。然而，蒋主席又哪里知道，虽然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广州方面的压力使他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而这一空前危机造成国家权力真空又被日寇所利用。此为后话，下面还要细说。

        这日，蒋主席召集吴稚晖等商量如何对待广州方面攻击，陈立夫对他说：“据广州方面的消息，汪精卫已回香港去了。”蒋主席问：“这是为什么？”陈立夫说：“在广州的各派系互相抬杠，陈济棠又抓住权力不放，各派争吵不休，汪是被气跑的。”正说间，张群走了进来，蒋主席问：“岳军，刚才立夫说，汪兆铭、许崇智等离开广州，你道如何？”张群说：“职认为，陈济棠比阎锡山也好不了多少。广州的‘各路英雄聚会’，不过是又一群丑大联合，互相争宠罢了。”蒋主席问：“此话怎讲？”张群说：“陈济棠野心太大，但实力又小，他将反对中央的各个派系拉到广州，是想别人立他为王。各派岂能服他？广州内部又岂能抱成一团？你看那广州的各派中，汪派、孙派有职无权，胡派有权无钱，李白的桂系有实权，但人微自然言轻。陈济棠权钱皆有，但吝啬成性。为各自的利益，他们勾心斗角，为权力你争我抢，没有一个牢固的中心，不败才怪呢。”蒋主席听此，十分高兴。张群接着说：“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心思治，造反不得人心。总司令理直气壮地发兵征讨，不愁反叛不灭。”蒋主席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正议论间，俞济时走了进来，说：“石友三宣布就任广州方面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后，被于学忠发兵征讨，现石部大败后不知去向。”蒋主席一听，十分恼怒：“石友三反复无常，罪有应得，立即悬赏通缉，捉拿归案。”俞济时出去后，蒋主席对朱培德说：“培德兄，粤军的两个师调防了没有。”朱培德说：“已按总司令的意思，陈铭枢已回部队，昨日已出任剿匪军右翼军总指挥，现已行至江西路上。卫立煌、陈诚、上官云相部也随军行动。”蒋主席说：“好。就让敬之出任南昌行营主任，代行三军总司令职，赣湘鄂部队任其调动。另外，让刘文岛、周佛海、顾祝同到湖南，去做何键的工作，让何的湘军担任剿匪先锋，何担任前敌总指挥。我下午就到南昌。”

        蒋主席到了南昌，指挥国民军向朱德、**的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这天，蒋主席刚要到前线慰军，突然俞济时来报：“东北张汉卿打来急电，说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突然袭击我柳条沟大本营，且事态还在扩大，情势十万火急，请总司令示下。”蒋主席一听，吃了一惊，说：“不要造成第二个济南。告诉汉卿，委曲求全，不要反击。现共匪到处在搞暴动，仅江西、湖南一带就发展到十多万的匪患，几乎成燎原之势。广州又另立中央，陈济棠大军又要北上。如三路大军同时发动，我中央政府危险万分。”时陈布雷在座，说：“东北日军挑衅，可着外交部出面予以调停。”蒋主席以为然，连电张学良禁止抵抗，防止事态扩大，而他自己也连夜回到南京。

        这天，是我炎黄子孙永远也不能忘怀的日子——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大举入侵我中华大地。历史上称为“九．一八事变”蒋主席的这一不抵抗命令下达不要紧，使整个中国人民陷入了灾难深重之中，而他自己也被陷入了被无情的痛骂，虽然是错误估计形势所造成，也虽然是在特定环境里，也虽然他从此指挥国民军各部竭力抗击日本侵略者，但他作为国家元首，对日军的入侵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却是十分错误的。蒋主席的这一电令的发出，差一点使我华夏族陷入了亡国灭种之祸，那三千五百万冤魂聚集在枉死城，至今犹未散尽。

        日寇进攻东北的消息传到南京，传到了中华大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司法院副院长张继、中监委员李煜蠃、中政委员吴铁城于事变的第二天出面呼吁广州政府接受调停。电文发出后，仅两个小时，广州的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发表声明，同意接受调停。蒋主席也于当天亲自写了一封信，委托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为和谈代表，到广州与汪精卫、孙科进行谈判。同时，他又下令恢复胡汉明的一切职务，全力对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国民党南京中央和国民党广州中央开始和解。十天后，一党两中央在上海进行会谈。会谈的结果为：两个中央党部合为一个；蒋中正下野；召开党的“四大”，重新选举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和谈很顺利，陈铭枢谒见蒋主席，然后去见胡汉民，汉民听说蒋中正愿意下野，当即表示愿意充当两个中央党部的和解人。当胡汉民离开南京赴上海时，蒋主席到车站送行。他握住胡汉民的手，诚恳地说：“胡老，过去，都是我错了。现国难当头，内乱不再有，才能共同对敌。”胡汉民见蒋主席如此，便说：“介石，如果表示通通都错了，这实际上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你过去最大的错误，是没有真心为党国去奋斗，只是致力于私人的权力斗争。如果人人将所有的财力和心思，用于对付党的同志，党内就不团结，党的力量就不能表现，整个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你的这种错误谁都有一份，不过，我个人比你们少些。”蒋主席说：“谢谢胡老指导，我要认真改正我的错误。马上就要召开党的‘四大’了，希望胡老担任党的重要工作。”

        送走胡汉民后，蒋主席回到办公室，就接到了汪精卫在广州发来的电报：他将率一百多名粤方代表到上海，希望能在上海见面。蒋主席很看不起他，但国难当头，也只好前往。蒋、汪二人经过长时间的争斗，终于坐到一起了。握手言欢后，汪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条件进行谈判：改主席制为行政院长负责制；废除三军总司令制；重订约法；军不参政；蒋中正下野；改组南京中央政府。看了这些条件，蒋主席一阵心寒：“东北局势如此紧张，首脑在后方如此捣乱。罢罢罢，让他们去争吧。真个大好河山将毁在这一群庸才手里。无奈，他只好答应汪的全部条件，并派李煜蠃、张静江、蔡元培、陈铭枢、张继为代表，和汪氏进行谈判。哪知蔡元培也很看不起汪的人格，汪所提的这些条件被蔡元培逐条驳斥，谈判陷入僵局。但双方同意立即召开党的“四大”。

        经协商，党的“四大”由一百六十名委员组成。其中，所有的第一、第二、第三届中执委、中监委为当然委员，人数有一百一十二人。余下的四十八人由宁粤双方各选二十四人，互相承认，改组了南京中央政府，取消了广州中央政府。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各派之间的严重不协调，决定分别召开。即以蒋中正为首的南京“四大”，以胡汉民为首的广州“四大”，以汪精卫为首的再加上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四大”

        南京“四大”开得很顺利。而汪精卫、孙科、陈济棠和其它实力派以及北洋余孽们为二十四名中执委的获得却闹得不可开交。特别是陈济棠，为控制会议故意捣乱，致使会议几次出现危机。见这难以收场的闹剧，汪精卫、李文范、孙科宣布退出选举，出走香港。胡汉民听说选举搁浅，从香港来到广州，主张广州选十四名中执委员，上海选十名中执委员。虽然也出现冲突，但终于在胡汉民的主持下完成选举。胡汉民、汪精卫、孙科、陈友仁、居正、经亨颐、白崇禧、伍朝枢、陈济棠、石青阳为临时中常委，唐绍仪、李宗仁为临时中监委。胡汉民以通电的形式发出，南京中央政府只好接受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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