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 (4 / 5)
        寺观庙宇多讲求清净、优雅，因而正是读书的好地方，有的书院和寺院其实就是一体的。如，头陀寺有读书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古迹》。]洪山东岩寺，“唐大观中建，又额曰正心书院，鄂国公尉迟读书处”，这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山后石刻有‘几处稻梁喧鸟雀，数声钟磬起渔樵’句”。[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南宋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河阳赵淳清老架阁其上，榜曰东岩书院。”[《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寺庙》。]

        城中的黄鹄山丘陵起伏，林深叶茂，是立书院、建学校之佳处。黄鹄山东麓有东山书院；[《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东山书院”条。]山中有学宫；直至南宋末年，仍有文士张君寿与诸生“植屋数间于黄鹄山中学宫之后”，聚众读书，因地当“东面日出，君寿于是榜之曰‘朝阳书堂’”。[刘辰翁：《须溪集》卷二《朝阳书堂记》，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鄂州州学，“在府治南半里，宋康定中知州王素徙郡城西”，[《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立于黄鹄山前。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开展全国规模的兴学/运动，鄂州也“大增学舍”，[《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形成一个占地“甚广”的州学，内有“聪明池”等设施。[《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聪明池”。]由于战争的影响，鄂州州学几度兴废。两宋之交时曾被“夺为营垒”，好在为时不久，“绍兴中，都帅田师中以教官朱棫之请，撤营修学。即而，教授商飞卿请于州重建。”[《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重建后的州学比较规整，先后修建了稽古阁、四贤堂等。修建稽古阁的工程由鄂州州学教授许中应主持，许氏“既新其学之大门，而因建阁于其上，椟藏绍兴石经、两朝宸翰，以为宝镇，又取板本九经、诸史，百氏之书，列置其旁”，这项工程“始于绍熙辛亥之冬，而讫于明年之夏，其费亡虑三百万”，得到就学诸生与当地官员的积极支持。[《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鄂州州学稽古阁记》。]四贤堂，“宋嘉定中教授石继谕建，以祀周、程、朱子”，[《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宫室》。]黄榦为之作《鄂州州学四贤堂记》。[黄榦：《勉斋集》卷二○，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南宋末年，鄂州州学再次遭受“兵燹”，至元朝“延佑中重建。”[《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江夏县学，宋朝初年附属于鄂州州学，但在州学中“别为一斋，名务本”，南宋绍兴以后，务本斋也一并“悉附州学”。元朝沿用这种体制，至明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独立建学。[《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学校》。]

        军营与州县儒学本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边事多兴的宋朝，二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前述鄂州州学曾“废为营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南宋时，鄂州是宋朝抗金的重镇，屯驻大批军队，营寨占地甚广，仅城东黄鹤山下一区，便达“东西十丈，南北倍差”。[《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坛记》。]在城东北七里，有游奕军寨。[《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八叠院”条。]北宋时，鄂州东北有一名为白杨夹口的江边港口，南宋时成为一个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集镇，当地“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军人也。”[《入蜀记》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0页。]这种情形与鄂州城驻有大量军队正可互相应证。

        四、民居、街市、港口及其它

        由于地形的限制和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格局，鄂州城的西头主要是各级官署；沿着黄鹄山、自西向东展开的一线，除了官署，主要有学校、寺庙等文化、宗教类建筑；民居、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东、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较为低平的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老城区难以容纳，民居与街市向城区以外东、南两个方向扩展的态势表现得较为突出；城西的沿江一带也成为交通、贸易繁盛，船只、人口密集的地区。

        有关宋代鄂州民居的资料有限，迄今可知的是城内有旌忠坊、太平坊，[旌忠坊已如前述，太平坊见郑獬《郧溪集》卷二二《朱夫人墓志铭》：“夫人朱氏……皇祐辛卯二月，以病卒于鄂州太平坊里第。”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具体方位不详。随着坊市制的瓦解，这些坊名只是普通的地名，明清以后，更常见的名称是“里”、“巷”。

        南宋时，鄂州号称“今之巨镇”，[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3年版，第141页。]城内商业繁盛，出现了富商大贾，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鄂州富商武邦宁，启大肆，货缣帛，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洪迈：《夷坚志》支庚卷五“武女异疾”条，中华书局校点本1981年版，第1174页。]开设了热闹的夜市，号称“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范成大：《范石湖集·诗集》卷一九《鄂州南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1年版，第274页。]四方商贾云集，市容相当繁荣，“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4页。]鄂州城中人口众多，到宁宗嘉定以前即达到了十万户。姜夔诗称“武昌十万家”，[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上《春日书怀四首》，？？本。]戴复古诗说鄂州“江渚麟差十万家”，[戴复古：《石屏诗集》卷一《鄂州南楼》，清嘉庆道光间临海宋氏刊本。]虽非确指，但与实际情况相近。汉阳知军黄榦也说“鄂州人口繁伙，为汉阳三十余倍”，即约十万家。[《勉斋集》卷三○《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二月甲辰，鄂州火，至于乙巳，燔民居八百家，市井楼帘无存者。”[（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人口众多，建筑密集，以至空地难寻，近城之处甚至找不到安葬死者的地方。《夷坚志》乙集卷九“鄂州遗骸”条称：“鄂州地狭而人众，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负土他处以掩之。贫无力者，或稍经时月，濒于暴露，过者悯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言于诸司，于是相率捐库钱付胜缘寺僧，治具焚瘗。先揭榜衢路，许血肉自陈，为启圹甃甓，举而藏之，具书姓字于外。如无主名者，则为归依佛宝，一切火化，投余骨于江。其数不可胜计。”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民居与街市不断地向城外扩展。

        城南望泽门外的“长街”，成为一个重要的居民区。《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湖，在望泽门外，周二十里……外与江通。长堤为限，长街贯其中，四旁居民蚁附。”

        长堤与长街相伴，或者长堤即是长街，这种情形，在沿江城市并不罕见。鄂州城面临大江，经常受到江水泛滥的威胁，修筑江堤是最主要的防灾措施。北宋后期，在鄂州城西的平湖门外，修筑了一道拦江长堤，明清以后的多种志书中，屡次提到过这道江堤。《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山川？江夏》“长堤”条：“在平湖门内。《旧志》云，政和年间，江水泛溢，漂损城垣，知州陈邦光、县令李基筑堤以障水患，至今赖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三《水利？武昌府？江夏县》，雍正《湖广通志》卷二○《水利志？武昌府？江夏县》“花堤”条，《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一一八《武昌府部？关梁考》“花堤”条，民国《湖北通志》卷三九《建置志十五？堤防一》“各县古堤”，《续行水金鉴》卷一五三《江水？章牍二》，《续行水金鉴》卷一五五《江水？工程一》等，有关文字略同。]长堤又名“花堤”，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尚有花堤街，位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上起紫阳路，下至彭刘杨路，街名即因地当花堤故址而得。花堤街可以说是今天的武昌现存的最古老街道之一，至今仍是店铺与民居密集的街道。

        南宋时，在鄂州城西南，长堤之外加筑了一道外堤，名曰“万金堤”。[关于该堤的修筑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在高宗绍兴（公元1131～1161年）间，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鹦鹉洲”条，引《旧志》云：“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外有万金堤，宋政和、绍兴间所筑也，至今赖之。”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三《水利？江夏县》称：“堤三：……万金，在县西南长堤之，宋绍兴中大军筑之，建压江亭。”清道光十一年敷文阁聚珍版重刊本。一说认为是光宗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4年）的事，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万金堤”条称：“在城西南隅，长堤之外，绍熙间役大军筑之，仍建压江亭其上。”《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武昌府？山川》“万金堤”条亦采此说。绍兴与绍熙相隔数十年，二说哪一种较为正确？从《舆地纪胜》和《大明一统志》记载宋朝史实比《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诸书较为原始，也往往较为准确来看，似应以绍熙说为是。]该堤在明代仍继续发挥作用，《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武昌府？江夏县》“鹦鹉洲”条称：“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外有万金堤……至今赖之。”

        沿江沿湖的堤防，交通方便、地势高爽，随着堤防的增高、加宽以及质量的提高，堤防不仅成为交通要道，甚至是民居所在，沿线聚居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十月，鄂州城火灾，加上“江风暴作”，结果是“燔民居万余家”，那些“结庐于堤、泊舰于岸者，焚溺无遗。”[《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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