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九三章政争 (2 / 3)
        所谓“三礼”，就是《周礼》、《礼经》和本朝经学大师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都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有《曲礼》、《檀弓》、《王制》、《礼运》、《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礼记》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有个别篇章为秦汉儒生所撰。

        “新经”虽然提倡“三礼”并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郑玄大师曾在《驳许慎五经异义》中有过精彩驳论，他认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远远早于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说，郑玄大师有明显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倾向。

        本来，这些年曾炩在北疆大力推行现代科学，十余年下来，倒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古文经学毕竟是在大汉朝有了数百年的底蕴，其影响力不是曾炩所倡导的现代科学所能比拟的。对此，曾炩虽然感到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一个让曾炩头痛无比的事情，这种学术上的争论，甚至将原来的北疆系都分成了两派。最初的北疆系，也就是最先来到北疆的那一批人，包括郑玄的一帮弟子和曾炩在讨伐董卓之前就来到北疆的那些人，是坚决的古文经学的信奉者。而来北疆比较晚的，像是荀攸等人，则是倾向于今文经学。

        其实，“新经”对古文经学本身就有明显的倾向，这是因为今文经学自光武皇帝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和谶纬之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光武皇帝以符瑞图谶起兵，称帝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本朝重要的学术思想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权威。流传在世的《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等“七纬”也成为儒士必修的典籍。谶纬的流行，导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要依谶纬来决定，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要向谶纬看齐，这大大推动了本朝经学的神学化。与此同时，谶纬也导致了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思想在本朝的严重泛滥。

        谶纬说白了，就是人为制作，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测者利用，拿来散布改朝换代的预言，这在最近十几年表现的尤为明显。“代汉者当为涂高”等谶纬一度传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张温、马日磾等大臣到了北疆后，曾一度奏请朝廷禁绝谶纬，收缴谶纬书籍，但因为今文经学势力庞大，根基牢固，成效甚微。

        今日朝廷如果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朝廷典章制度的基础，在“新经”中更倾向于采纳古文经学的治国理念，那么，今文经学将遭受持续的长久的打击，而谶纬之学自然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这等于公开砸碎了研习今文经学的门阀、世家和士人们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仕途，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当然要誓死捍卫。

        谶纬之学流传了两百多年，对古文经学家的侵蚀也非常厉害。这从古文经学的鼻祖刘向、刘歆父子的著述中就能看出来。而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国，更是公开宣扬符瑞谶纬，所以很大一部分古文经学家也研习谶纬。马融、郑玄、蔡邕、卢植等古文经学大家都是谶纬学的高手。但是，在对待谶纬学的态度上，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和以蔡邕、卢植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却完全不一样。马融、郑玄精通谶纬，认为谶纬有害于经学和社稷，应该予以禁止。而蔡邕和卢植却予以认同。

        在明堂制度土，蔡邕还著有《明堂论》，他在书中说得非常详细，认为明堂是德治王政的象征。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相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对九室明堂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这就是蔡邕和朝中诸多大臣旗帜鲜明地反对五室明堂制的重要原因。

        三雍要建，明堂制度要确定，不能久拖不决，天子下旨，让郑玄、胡昭、王剪等各地鸿儒名士，请他们于年底前赶到长安，就明堂制度一事展开辩议，以便朝廷决定采取何种制度重建三雍。

        现在天子犹豫不决，无从取舍。蔡邕等公卿大臣坚持九室明堂制。陈群、崔琰、郗虑等大臣坚持五室明堂制。还有一部分大臣立场不坚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摇摆之中，其中杨彪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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