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加值 (4 / 15)
        中岛他们都喊我“苏桑”。阿竹在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到这里时听说我的英文名叫“Jay”，从此改了口。他喜欢用昵称。他叫美嘉“TOTO”，连最后的“RO”也省了。佐佐木则是“毛利”，理由是留小胡子的他长得像《名侦探柯南》的毛利小五郎。中岛被省略了“中”，成了“SHIMA”（岛）。无论你在外部社会是杂志总编还是浪人般辗转接活儿的签约编辑，在橄榄，每个人都被剥离了伴随着姓名的形象，成了阿竹的玩伴、酒友和调侃对象。

        我在上海同志酒吧漫游的那些日子，人们也叫我“杰”。橄榄的时光因此像是某种延伸。

        我凝神打量阿竹片刻。他胖了些。大概是药物的作用。中岛说阿竹患上了阿兹海默症，老头子是因此才离开的。店铺和东京的公寓留给了阿竹，算是补偿。

        就像当初不能理解老头子和阿竹松散却持续多年的伴侣关系，我也无法理解所谓的“补偿”。我没有把自己的感想说出口，而是问中岛，既然得了那个病，怎么继续开店啊？他说，吃药控制着吧，目前还能工作，不开店，阿竹也很无聊不是吗？

        “你最近怎么样？”我朝言行暂时看不出隐疾的阿竹问道。

        “正如所见。”他笑着叹了口气，先给我倒了杯水，从角落拿出扫帚开始扫地。瓷器碎片的敲击声在没有背景音乐的店堂里听着有些刺耳。水喝着不够冰，几乎是温吞的。如果是日本客人大概会介意，我反正无所谓。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店里有点脏。没有明显的积灰，只是一种感觉。仿佛有无数细小到看不见的灰尘粒子附着在吧台一侧胶木板上钉着的立拍得照片上，也落在阿竹身后酒柜的层架上。灰尘聚拢起缄默。过去存在于这间店里的嘈杂，那些你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和桌对面的人交谈的旧时光，就像肥皂泡般，被尖锐的静默一压就破了，连个湿印子也不留。

        门响了一声。我几乎松了口气，回身望去。最好来个熟人。让我失望的是，那是个戴棒球帽的年轻人。等对方走到吧台边我才发现，是个女人，而且不算太年轻，应该过了三十。因为瘦，远远看去给人以少年的错觉。六月末的东京忽冷忽热，她大概是怕冷的体质，在T恤外套了件连帽外套。

        女人在和我隔一个位子的高脚凳坐下，对阿竹说了声“早上好”。看情形不是第一次来。阿竹把瓷片倒进垃圾桶，在吧台水槽里洗了手，给她端上一杯水。女人旁若无人地叹道，怎么没人啊。

        “我不是人吗？”我忍不住说。

        她这才看向我，眼角微微弯起来。“不好意思，我是指人太少了。”

        “晚点慢慢会有人来的。最近就是这样。”阿竹幽幽地说。他看向女人，像是有些疑惑她为什么会在这里，顿了顿又说：“你是不是昨天也来过？”

        “我昨天没来。前天和大前天来了。”

        “哦。”阿竹显得漫不经心。从前他和客人之间的应对要机敏得多。我在旁边不禁暗自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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