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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侠小说的突破与回归 (1 / 2)
        千古文人侠客梦,既有入梦时的香甜,也就有梦醒处的苦涩,这点很好理解;我更想指出的是,此梦并非来无影,去无踪,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早在先秦,“武侠”便已有端倪。“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那时关于“侠”的形象还是模糊的,一直到西汉《史记》的《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敢于牺牲生命去救助他人,却不自我夸耀。

        唐传奇中,“豪侠”作为三大表现题材之一,涌现了诸多佳作,如《谢小娥传》、《昆仑奴》、《聂隐娘》、《虬髯客传》、《红线》等,大体构筑了武侠活动的基本场景——江湖,集中塑造了一批侠者形象,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女侠形象,如红拂、聂隐娘、红线等,这些豪侠不仅为唐传奇添彩,更重要的是给后世的武侠创作带来了灵感。在豪侠中,“仗义”“报恩”“比武”成为了三大故事主题,后世的武侠也大多如此。

        宋人在传奇创作方面,基本沿袭唐制且稍有发展。元代,关于武侠的创作缺少突破,侠客形象也没有亮点。明清是中国武侠的繁荣阶段,盛行的类型有侠义公案、儿女英雄、忠义侠盗、幻想仙侠等。在此之前,有一本英雄传奇堪称古代武侠中的里程碑,它就是《水浒传》。

        因为《水浒传》的家喻户晓和巨大成功,一批忠义侠盗后继之作应运而生,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绿牡丹全传》等。到清代,侠义公案成为武侠主流,代表作品有《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

        侠客与清官结合,侠义与公案合流,使之合情合理又合法,既确保了侠客义士个体自由之特立独行之精神,又突出了其制度补丁的作用,“清官侧重于为国为君,而侠客义士侧重于打抱不平,为义为民”,人民寄希望于侠客,也寄希望于清官,因此侠义公案在封建统治思想浓厚的清代尤为盛行。

        明清兴起的才子佳人也渗透到武侠创作中,出现了一些侠情兼备的题材样式——儿女英雄,较为出名的有《侠义风月传》、《儿女英雄传》,虽然充满了一些道德说教和封建名教气息,但对以后武侠摹写人情世态(民国旧武侠)和阐发人性(港台新武侠)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视角。

        中国近代史不仅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更是一部英勇的中国人民的抗争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史。内忧外患的历史困境,军阀混战的现实遭遇,而手无缚鸡的知识分子和蒙昧无知的社会大众却对此无能为力,但爱国之心、民族大义人皆有之,又适逢“界革命”大行其道,因此,充满着侠义精神的武侠风靡神州大地。

        例如,向恺然为觅救国之道,留学日本,后根据亲身所见所闻写就数十万字《留东外史》,“内容涉及日本国度的人情风俗,中国侨民的所作所为,留日学生的异闻艳迹,以及为了镀金而出洋留学者的言行举止等。作者要以此书‘与□□宣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一时期的武侠以技击类为主,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于1923年出版的《江湖奇侠传》引爆了武侠的创作狂潮,白羽、郑证因等都是武侠技击写作的高手。技击类武侠外,还有以王度庐为代表的侠情,以还珠楼主(李寿民)为代表的奇幻仙侠。

        港台新武侠代表着中国武侠创作和影响的巅峰时代,梁羽生、金庸、古龙武侠三大家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倪匡、温瑞安、黄易、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柳残阳等,也都算得上武侠名家了,一时间,群雄毕至,侠士咸集,将武侠推向了历史最高峰。

        之后的大陆新武侠虽然信誓旦旦夸下海口意欲超越前者,但终究只是在梁金古温黄伟岸身影下过活,而另辟新路、“剑走偏锋”的网络奇幻虽然质量良莠不齐,也缺乏代表大家,但生机勃勃,作者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前途反而不可限量。

        80年代中旬后,武侠发生了些微的变化。金庸封笔古龙逝,时无英雄承其志,又逢影视网络起,纷纷跳水为“名利”。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后是“后金庸时代”,温瑞安、黄易勇挑大旗,捉刀奏笔书写江湖,怎奈时代发展太快,后现代消解与颠覆着古典与现代模式,而唯一不变的是这个社会一直在变,武侠也在经历着这场“突变”与“裂变”之路,结构框架,叙事语言,价值取向,一切都还处在解构与重构之中。

        相较于上世纪50-80年代,“后金庸时代”的武侠文学虽有发展,但总体还是呈衰落之势。个中原因,除了梁羽生、金庸的封笔,古龙的逝世之外,也与武侠文学创作的社会环境、读者偏好和作者创作水平有着莫大的关系。

        “后金庸”时代的港台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影视、电字传媒的发达,对等文字传媒造成极大挤压;大量武侠及动作漫画的兴起,取代了武侠文字的功能。网络在为武侠文学创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没有了出版社、杂志社的专业把关,一大批低级庸俗的作品充斥在读者眼前,经典之作却少有。

        在消费社会的影响下,读者的偏好,文学审美也发生了变化。“快餐式”文化横行使部分读者更追求简单、刺激的快感,而放弃了慢慢品味文学经典里的智慧与内涵。相比作家着力描写的“侠义”和庞大、精细的武侠世界,在亚文化背景下,读者的猎奇心理的使他们更喜欢毫无意义的争斗和充满血腥、杀戮的画面。这也进一步影响了武侠文学的创作,刺激了劣质作品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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