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杀上官仪的真正原因：绝非怕老婆 (2 / 3)
        甲寅，上幸许州。十二月，辛未，畎于长社。己卯，还东都。

        （龙朔元年，661年）

        三月，丙申朔，上与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谓之《一戎大定乐》。时上欲亲征高丽，以象用武之势也。

        九月，时诸王斗鸡，（王）勃戏为《檄周王鸡文》。上见之，怒曰：“此乃交构之渐。”斥勃出沛府。

        冬，十月，丁卯，上畎于陆浑，戊申，又畎于非山；癸酉，还宫。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李治不仅能参加献俘礼，和群臣、外国友人吃喝玩乐，还能外出巡幸，甚至打算御驾亲征，要是病的朝不保夕，焉能有此想法？当王勃写文章为李贤和李显这对“鸡友”助兴时，李治果断将其赶出，此事说明李治不光脑子没问题，而且高瞻远瞩，担心皇子被挑拨离间。所以尽管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身体状况并没有坏到极点，更不会大权旁落了。至于武则天，在李治发病前并没有处理过政务，她的话能够影响到高宗的决策，但皇帝听不听就由不得她了。

        外庭中，许敬宗、李义府都是坚持废王立武的，尤其是李义府，许多人把他视为武则天的人，实则不然，上周我们说过了，李猫知道自己大难临头，宁愿找风水先生也不去找武皇后帮忙，他和许敬宗原先都是东宫旧部，首先支持的应该是李治，顺带着支持武则天，皇帝与皇后毕竟是利益共同体。退一万步说，就算此二人真的武则天的人，不过是两个新提拔的文官，对君权构不成什么威胁，试想国舅、位极人臣的长孙无忌尚且被铲除，实力更弱的李、许二人又岂能翻天？在军队中，武皇后就更没什么势力了，在朝中甚至连个有影响力的外戚都没有，武元庆、武元爽、武惟良等人贬的贬、死的死，没有形成气候，再说见证过长孙家的强势，李治也不会容忍外戚做大的。因此，武皇后的根基并不牢固，影响力远没有想象中大，其荣辱沉浮依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上。既然如此，李治自然不会“动为后所制”。

        十一年后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证明这个观点，上元元年，李治因为疾病缠身，又不愿让位给太子，沦为太上皇。于是向群臣提出逊位，由武皇后摄政，自己退居幕后，安心治疗，一旦病好，再重新执政。结果宰相郝处俊和李义琰表态反对，提议随之没有通过。按理说上元元年距离麟德元年已经十多年了，李治也当了十多年傀儡了，怎么朝中还会有反对武则天的宰相？而且从他们的结局看，郝处俊六年后在宰相任上病故，属于善终，李义琰因为得罪李治，主动要求退休。明知道郝处俊反对自己，坏了自己的好事，武则天难道不报复？不想整他？还真报复了，但那是在垂拱年间，唐睿宗在位时，郝处俊的孙子郝象贤犯事被杀，武则天趁机下令发掘其父母陵墓，包括郝处俊也被开棺毁尸。这是在身后，但在人家生前，高宗在位时，武则天拿他没什么办法。由此可见，直到上元元年，武则天的权力依然没有大到一手遮天，两个宰相就敢明着反对她。那么再往前数十几年呢？情况可想而知了。

        【道士莫名躺枪】

        对于本案的五位主角，世人最陌生的莫过于道士郭行真了。其实在麟德元年，李治并不是第一次听说郭行真这号人物，几年前，郭行真就帮帝后二人在泰山立过鸳鸯碑。此外，还参与过皇子的治疗，武则天的长子李弘自幼体弱多病，健康状况不佳，而李治本人对道教又比较认可，所以寄希望于神仙，让郭行真帮着想想治疗之策，还派他去龙寻山采过药。

        尽管和权力上层勾搭上了，但郭行真最终的结局并不好。据佛教典籍《法苑珠林》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郭行真的劣迹逐步显露。“上托天威惑乱百姓。广取财物奸谋极甚，并共京城道士杂糅佛经偷安道法。”李治看了他的道法觉得有问题，让司法机构审问，拷打以后，郭行真将自己的罪行和盘托出。知晓结果后，受到欺骗的皇帝决定处置郭行真，下诏：“论斯咎衅宜从伏法，以其参迹道门，情所未忍。可除名长配流爱州，仍即发遣令长纲领送至彼。官司检校不得令出县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硙、车、牛、马等，并宜没官。”本来想要他小命，可心里不忍，改为发配爱州，其不法所得悉数充公。爱州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褚遂良最终贬谪的地方，治所在今天的越南清化西北，当年那里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基本上有去无回。

        郭行真被流放爱州一事发生在龙朔三年（663年），而唐高宗废后案发生在次年，麟德元年（664年），时间上明显矛盾。既然郭行真被李治亲自下令流放，又怎么可能会在一年后跟武则天在宫廷中厌胜？所以这个废后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法苑珠林》一书由僧人道世所著，写于总章元年（668年），其中对郭行真结局的叙述属于当代人写当代事，好比前几年有人写卡扎菲一样，可信度应该比较高，像人物结局这种很明确的史实估计不会有错。

        【材料来源问题】

        废后案给出的理由不符合事实，其记载的来源恐怕也有问题。这件事情《旧唐书》并没有记载，《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了。《旧唐书》的前半部分依据的是唐朝官方修的国史、实录，李治废后案牵涉到了废除皇后、诛杀宰相这样的国家大事，如果发生过，国史中不可能没有提及，《旧唐书》的作者在编书时更不可能置若罔闻。小事不提也就罢了，这么大的事，不写实在说不过去。但事实是，《旧唐书》中确实没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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