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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时下学界每探讨历史课题，必首先论述其地位，内中往往又不乏过甚之词。如果我们沿袭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当年的说法，将宋代艳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并认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几百年，只怕有哄抬历史地位之嫌。宫崎氏同时又说：

        中国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1]

        宋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否果真落后于西亚？这里姑且置而不论。但他认为宋代文化“居于世界最前列”，显然属于平实之论。

        早在北宋熙宁年间，国史编修官李清臣就说：“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2]南宋末年，蒙古国信使郝经则把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盛赞为“后三代”。他上书宋理宗说：

        汉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贵朝则似乎周，可以为后三代。[3]

        陈寅恪先生在四十多年前，进一步认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

        邓广铭先生最近又指出：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5]

        估计之高，无以复加。

        宋代文化横比当时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处于领先地位；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对宋代文化的这两个基本估计，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不过，把握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或许比揭示其历史地位更重要。钱穆先生说得对：

        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6]

        他认为，在宋代文化史上有三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即“宗教思想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7]钱氏的阐述未必处处精当，但颇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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