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与李世民的比较（转） (2 / 5)
        而李世民也大约是在20岁左右协助其父在太原起兵，挥军进入长安。其后，李世民更是多次亲领大军平定了国内的各路农民起义军与割据各地的大小军阀，最终完成了唐朝的江山一统。

        另外，面对边缰异族侵扰，杨广与李世民都曾积极反击，有时候甚至还亲自带兵出征。如杨广继他父亲杨坚之后继续同突厥作战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最后迫使突厥的启民可汗入朝拜见。为了抗击吐谷浑的入侵，杨广还曾亲自出巡陇右与吐谷浑军队作战，他从临津关渡黄河，大败吐谷浑并追击其国王伏允直到今天的青海、河西走廊一带。杨广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到达过西北最远地区的中国皇帝。而李世民自便桥会盟喝退突厥人后，更是多次反击突厥等异族的入侵，维护了边疆的安定与国家的统一。

        当然，还有就是他们最初都不是太子，并不具有皇位继承人的合法地位，他们都是通过发动政变，杀掉他们的嫡亲兄长后才成为一代帝王。

        由此可见，他们两人的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可是这两个在很多方面都相像的帝王后来却分别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并且最终取得了不同的结果，一个成为了遭受世人唾骂的亡国之君，另一个却成为了后世人人敬仰的英明君主。

        俗话说有因必有果，反过来说，这世上任何一种结果也总会有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尽管杨广与李世民两人有着诸多相像的地方，但他们仍有着许多的不同，尤其是在他们以各自的帝王身份对自己的王朝进行治理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施行的措施方面，而也正是这些不同，导致了他们不同的结果。

        杨广与李世民在治国方案上的不同，主要是体现在用人与纳谏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也正是自古以来为君治国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在帝国时代，国君的用人取向关涉到整个国家管理集体的组成和建设问题，是保证国家获得合理性发展的一项关键因素；而国君对纳谏的态度则是保证言论之路得以畅通的关键所在，只有言论畅通了，整个国家才能在集思广益而非君主一意孤行的状态下获得发展。在这两个方面，杨广与李世民的表现非但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

        在这两个方面，因为杨广自身的一些特点，隋朝走上了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杨广是极有才学的。李世民曾经在读了杨广的一些诗文后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读《隋炀帝集》，发现他的文章用词深奥渊博，而且也知道称赞尧和虞舜，指斥夏桀和商纣，可是他做事为什么却相反呢？”

        李世民这句话既肯定了杨广的才华，也指出了杨广为人与为才的一种偏差。杨广有文才是不错，在他的传世作品中，不仅有雄浑大气的王者篇章，也有柔宛幽雅的山水之作，如他曾做有一首《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极见文采风流，颇受后人称道。但同时他又是极为自负的一个人，他因恃才自负竟致看不起普天下的士子。有一次他曾骄傲地对身边的侍臣们说道：“天下人都说我是继承了先皇的功业才领有四海之地，可是假设让我与满朝的士大夫们以才学高下进行选拔，我也应当成为天子！”

        文人相轻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老传统，单是做为一个文人来说，杨广这点恃才自负本来也不算什么，可偏偏他不仅仅是一个文人，他还是一位皇帝，一位领有四海，权倾天下的皇帝。当他的自负加上他的权力，就注定要加重他的恃才自负所具有的影响力度。

        首先，杨广因其自视甚高而看不起他手下的众多大臣，既然看都看不起，自然就更无法看到每位臣子的能力，也就更不可能做到所谓的选拔人才、量才适用了，所以杨广的恃才自负阻碍了国家人才的选用，影响了国家管理集团的合理建设与发展。

        另外，杨广还因恃才自负而对他身边的一些有才华的臣子心生嫉妒以致滥用权力。杨广一朝曾有两个极负文名的才子，一个叫薛道衡，一个叫王胄。这两人后来都因得罪杨广而被杀掉了。他们得罪的缘由可能不止一端，但他们两人的才华却绝对是其中一项。杨广在杀掉薛道衡后曾恨恨地说了一句：“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这类的句子吗！”“空梁落燕泥”一句诗出自薛道衡的名作《昔昔盐》，因其在描写室内的冷落景象方面十分熨贴传神而被传为一时佳句。从杨广在薛道衡死后所说得这句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杨广对于作者才华的嫉妒。王胄的遭遇与薛道衡相同，他在一首诗中写有“庭草无人随意绿”一句，结果也受到了杨广的嫉妒，于是王胄也被处死了。杨广在王胄死后也幸灾乐祸般地说了一句：“这回看你还能写出‘庭草无人随意绿’这样的句子来吗！”

        杨广这种恃才自负的性格和这种猜忌臣下的心态使他根本无法采取一种合理的用人制度，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大隋朝的人才选拔。但这还只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杨广的恃才自负还使得他听不进臣子们的不同意见去，这就使他又成了一位拒不纳谏的皇帝。杨广自己毫不避讳他的这一特点，他曾经亲口说过：“我天性就不喜欢别人向我进谏。”

        不但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别人进谏，杨广还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多次对向他进言劝谏的人进行严厉打击，如在公元616年，杨广决定第三次去江都时，他收到了建节尉任宗的一封劝谏书。杨广阅后很生气，他让人把任宗叫来，然后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将任宗杖杀在了朝堂之上。但任宗的被杀并没有吓倒所有的臣子，很快又有奉信郎崔民象再次上表劝谏，以天下盗贼纷起的时候皇上不宜离开国都为由，极力反对杨广南行。杨广知道后更为生气，后果当然也就更为严重，他先是让人用刀子把崔民象的两腮和嘴巴一起削掉，然后又斩杀于殿堂之外。

        杨广一朝，像任宗、崔民象这样因直言进谏而受到杨广打击的人还有很多，甚至包括那些声名卓著的名将勋臣。当年在辅佐年轻的杨广平定江南的战役中起过很大作用的高颖、贺若弼两位大臣的最终被杀，也与两人克尽臣道，直言进谏有关。如喜好声色的杨广曾下令收集北齐、北周两朝一些散落各地的乐曲，对此高颖表示反对，甚至还说了些音乐使皇帝亡国一类的话；还有一次杨广搞排场热烈迎接来自突厥的启民可汗，接待规模很大，花费也很大，对此高颖、贺若弼等都提出了反对意见，这自然是大大扫了杨广的面子，后来杨广到底是找借口把这两个总是说些逆耳忠言的功臣杀掉了。

        在杨广对进谏者的不断地打击而且手段极为残忍的情况下，许多臣子开始闭口不言了，或者从此只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谁也不肯再对这位帝王有一丝一毫地违逆了。这或许正是杨广的目的，最后他的目的达到了，可大隋朝的天下也一步步滑入了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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