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得突厥之助(转） (2 / 3)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7世纪末叶，唐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从高宗初年起，从塔里木盆地到高丽，横跨亚洲的唐军逐渐退却，采取守势。……在680年前后，突厥再度强大起来，并开始重构其草原霸主地位。唐试图征服高丽的行动以惨败告终，在东北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震（后改称渤海）。”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苟延残喘到874年。唐政权对755－763年灾难反应的各种改革，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唐王朝于909年灭亡；统一中国的下一个统治王朝，直到960年才建立。事实上，统一政权的空白期从874年一直延续到979年，而且，中华帝国并没有完整地重新统一，它在四面八方都丧失了边缘领土。”

        柳宗元《封建论》：“唐之藩镇，初非有取于封建之制。特自天宝之后，安史乱定，君臣幸安，瓜分河北地以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庭，其与“春秋”所谓诸侯强而王室弱之患等。……唐之不能悉置守宰，而使强藩悍将为中国扰也。”

        范祖禹《唐鉴》：“自古贼盗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唐之季世政出阉尹，不惟赋敛割剥复贩鬻百物尽夺民利，故有私盐之盗，使民无衣食之资，欲不亡其可得乎？”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帝国防卫日益依靠外国雇佣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部落；这些人远没有自卫军可靠。所以，751年，中****队在南部的云南和中亚的怛逻斯均遭失败。后一战役尤为重要，因为它使胜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够让曾是佛教的最早据点之一的广大地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唐朝皇帝又设法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不适当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朝廷虽得到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蛮族”部落的援助，但这些人很快就摆脱朝廷的控制，无视皇帝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朝廷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斗争……”

        刘昫《旧唐书》：“天宝末，奸臣弄权于内，逆臣跋扈于外，内外结衅而车驾遽迁，华夷生心而神器将坠。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戡难中兴之功，大即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弛，无以抑其凭陵。忍耻和亲，姑息不暇。仆固怀恩为叛，尤甚阽危；郭子仪之能军，终免侵轶。比昔诸戎，于国之功最大，为民之害亦深。及势利日隆，盛衰时变，冰消瓦解，如存若亡，竟为手足之疥焉。僖、昭之世，黄、硃迭兴，竟为胸背之疽焉。手疥背疽，诚为确论。”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751年7月，高仙芝在怛逻斯河两岸、今天的奥李－阿塔（江布尔）附近被这些联合部队彻底打败。齐雅德-伊本-萨里按传统带着数千名俘虏回撒马尔罕。据巴托尔德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一天决定了中亚的命运。正如早期事件所预示的总趋势那样，中亚没有成为中国的，而是转向了*。”

        杜佑《通典》：“自天宝之始，边境多功，宠锡既崇，给用殊广，出纳之职，支计屡空。于是言利之臣继进，而道行矣。割剥为务，岐路多端。每岁所入，增数百万。既而陇右有青海之师，范阳有天门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剑南罗凤之凭陵，或全军不返，或连城而陷。先之以师旅，因之以荐饥，凶逆承隙构兵，两京无藩篱之固，盖是人事，岂唯天时。”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唐之治不能过两汉，而地广于三代，劳民费财，祸所繇生。懿宗任相不明，籓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唐之治不能过两汉，而地广于三代（夏、商、周），劳民费财，祸所繇生。明皇一日杀三庶人，昏蔽甚矣。鸣呼！父子不相信，而远治阁罗凤之罪，士死十万，当时冤之。懿宗任相不明，籓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763年以后，唐完全处于守势，唐朝再也没有派出远征军企图征服任何一个邻国。甚至当9世纪50年代机会出现时，唐王室仍然谨慎小心地不打算收复丧失的西北各州。”

        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于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而僧孺谓之太平，不亦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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