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教冲突 (1 / 2)
        1880年，圣言会德国籍传教士安治泰来到山东兖州、沂州、曹州一带，建立教堂，发展教众。安治泰雄心勃勃，在他的领导下，山东南部建立了12座教堂，有传教士34人，教徒4000多人。安治泰等人在鲁西南的传教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除了其执着和敬业之外，也与当地经济贫困，盗贼猖獗有关。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底层百姓迫切需要寻求保护。为吸引中国民众入教，传教士常常会对其进行利诱，主要通过请人吃饭、送人钱财、赈灾救济等方式。据巨野某村民回忆：“教民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没出路，为穷困饥寒所迫。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当时入教的，教会先给两吊钱，所以当时有民谣：‘我为什么要入教，为了铜钱两大吊；不给铜钱两大吊，我就不在你的教。’”直隶地区也有这样的民谣：“为什么要入教，为了六块北洋造；花完再找神甫要，神甫不给就退教。”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洋人彻底打怕了，由列强撑腰的外国传教士也变得有恃无恐。时人回忆：“神父不把县官看在眼里，县官许廷瑞听说神父要到县衙，手忙脚乱，迎到街心，作揖打躬，装笑奉承。其下属跪迎跪送，俯首不敢仰视，神父昂首阔步，毫不理会。”

        洋神父一旦对中国地方官不满，就会向法国或本国驻华公使反映；驻华公使会径直前往总理衙门交涉，以开战为要挟，强迫清廷干预地方事务；清廷为息事宁人，常饬令地方官按洋神父的意志行事，若处理不善还会将其罢官治罪。

        除了土匪团伙和秘密教门，加入教会成了底层民众寻求庇护的又一选项。“庄稼人要是受了气，就信教。入教后，依靠教会的势力就没人敢欺负他，年岁好的时候连地租都可以少给，说是淹苗，收成不好，也没人来查问。”

        为避免官府的打击，一些地痞无赖、土匪盗贼也纷纷入教。教民成分日益复杂，泥沙俱下。教会为了发展势力，对愿意入教的人统统来者不拒。

        不良教民倚仗教会的庇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时人回忆：“神父很厉害，连县官也不敢惹，教民仗着教会撑腰，打官司时写个状纸给神父就行，不用到县衙过堂就能打赢。”“教民依仗洋人，连杀人害命都没事。有个女人嫁给了一个教民，那教民脾气不好，经常对其实施家暴，那女人气不过，就上吊死了。他兄弟到衙门去告状，官府非但不替他申冤，反而把他打了一顿，差点把他关到牢里去。”

        列强和教会在中国的强势地位造成了中国底层社会的分裂，那些没有加入教会的普通民众面临着来自教会势力的强大压迫，这种压迫又难以依靠官府通过正常司法程序得以解决。为了反抗，他们只好选择以暴抗暴。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与安治泰等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教会势力的强势，对普通民众遭遇教会的压迫抱有同情态度。李秉衡仇视西人，大刀会主仇西教，秉衡恒奖许之。

        到1896年，普通民众与教会之间的冲突已经非常泛滥而激烈。遇有冲突发生，官府时常迁就教民了结。百姓认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遂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刘士端率领的大刀会也由“保卫身家”转变为“兴华灭洋”“杀赃官”，准备公开进行武装斗争。

        郝和升，山西人，大刀会会员。在单县、曹县、成武三县交界的太平集上开了个生药铺，一人在外，做点小本生意养家糊口不容易。如今年头不好，生意难做，付现钱的越来越少，打白条的越来越多，竞争又激烈，光这一条街上就有四五家药铺，僧多粥少，日子越来越难过。

        1896年2月初，眼看春节将至，晚上盘账时，他发现还有好多账都没收，心里有点着慌，也不忙着做生意了，打算先把欠账收了好回家过年。次日他拿着账本一家一家挨个儿去收。多数人都很配合，把欠的药钱还了（毕竟临近年关，人家也要用钱），即使一时还不起也会给他约定一个具体时间，如年后一月、两月、三月的都有。他对此也能理解，爽快答应了。可收到教民吕登士家时，却遇到了阻碍。

        “我现在手里没钱，再缓两天吧。”吕登士漫不经心地说，眼睛看着外面。

        郝和升心头纳闷：“你身上穿着绸子，手上戴着金戒指，圆头肥脑像个地主似的，怎么会没钱？”只没好说出来。便问：“你打算缓多久？”

        “不知道，等有钱了再给你吧，现在说不准。”

        一听这话，郝和升有点恼火，“你这是什么话，要是一直没钱，就一直不给了？”

        “哎，你做生意的大老板，还在乎这几个小钱吗？随便去哪儿弄点都够俺们吃一年了，真是小家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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