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三章 五年计划 (2 / 5)
        张韵月也知道自己的意见多半没什么用，遂不再说他，只是犹自不忿道：“一个驻缅大臣就把他收买了，那个小皇上真是好心机，难道你真地要嫁给那个乳臭未干地小皇上？”

        李菊静默无言，想着张佩纶离开李府时说地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难道真是他的心里话吗？那自己与他相识又算什么？

        战争过去，国家上下又把目光投到了发展建设上面，连续地与列强作对比，让这个一直躺在五千年历史荣光上地老大帝国认识到了什么是差距，民众的心理也因为战争开放了许多，许多人终于知道，原来在中国之外，还有如此大的一个境地。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固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最难被改变的，也是阻挠改革措施的根本所在。简而言之，就是民心决定改革的成败。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吉田松阴、长井雅乐、高衫晋作等人已经为日本民众作了十几年的思想准备，更远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日本流传了一百多年的“兰”学，日本德川幕府虽然也以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文明，但他们又异常地提倡荷兰人带进来的西方知识，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这就无怪于明治维新水到渠成。反观中国历史上的戊戌变法，真正具有改革意识的只是上层的那一小撮人，还不具有统治地位，而民众仍然是懵懂无知，也就无怪于像闹剧一般，只维持了百天便惨淡收场。后来的辛革命也是一样，从鲁迅的《阿Q正传》等文学中就不难看出，这又是一次上等人的革命，所以它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其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知道社会变革是要有思想作基础的，戌戌变法前，维新党人也曾在全国各地的草堂讲学，《海国图志》、《盛世危言》、《瀛寰志略》等书的出版也不可谓不振聋发聩。但他们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困难，从后世流传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等人都有师法日本人的痕迹，而举凡改革措施也多与日本作比较，殊不知日本多大，中国多大，日本也许只用民间有识之士十几年训导之功，便能幡然觉醒，而中国这般春风化雨只怕最少要上百年时间，更何况中国是站在封建制度顶峰的国家，中国地封建教育也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彻底。这就更加深了通过文化思潮促进民族觉醒的困难。后世的很多人悲哀的发现，要想在中国掀

        像法国大革命前那样的启蒙思想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人实在太多了，因而就更加难得齐心，很难有一种东西让所有人都关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让中国百姓自觉的觉醒，只有靠战争，把他们逼到面临生死存亡地境地。如果没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解放战争这样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也不会有新中国建立时那么高的人民觉悟。这就是这个民族所谓的劣根性。

        不过，这同样反映了这个民族地一个优点，那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这个数千年文化思想从来没有出现过断代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超出任何一个外国人地想象。在西方国家，很多优秀的人才受聘于其他的国家，有时甚至与自己的祖国为敌，这在他们眼中是可以原谅地。甚至因为他们的职业操守而得到赞扬，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许是这个民族最好地写照。

        方怀采取地政策与结论略有区别。毕竟，进行那样一场颠覆性地战争，代价实在太大了。方怀只需要人民都体会到危机感就够了。真正的觉醒还是靠国家机器推行地教育来完成。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封建帝王。都不会像方怀这样热衷于民众的觉醒。他们永远把巩固自己的统治摆在第一位，而“上智下愚”是他们信奉的经典。正因为方怀特殊的经历不可复制。所以他的改革也是不可复制的，即便历史重来一遍，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中国也不可能奇迹般地崛起。

        过去几年，虽然国家的主旋律是与英法围绕越南和缅甸的战争，但方怀也干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完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国情普查。在这之前，中国的国情反馈还停留在旧有的体系上面，这显然不适应工商领域已经大大扩展的新社会形式。经过讲明，绝不追求过往责任，一切情况从谨从实奏报，如果弄虚作假，将来下达指标，完不成的便要从严从重处罚，而之后方怀又几番下旨核查，在光绪十二年（1886）终于得出一份相对真实的国情和国家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指明国家前进的方向。

        光绪十二年十月，在方怀的要求下，以奕为首的内阁递上了《统筹规划五年邹议折》，虽然新政在方怀的潜移默化下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但真正作为文献、系统地出现，这是第一次。后世的史学家，也把这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奏折作为“光绪改革”的起始文献，虽然它只能算作一篇五年计划。从这一年起，中国正式进入了“光绪新政”时期。

        而这道奏折的第一项便是教育。

        在光绪九年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四省推行六年义务教育之后，去年又在山东、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山西、直隶、奉天八省推广开来。识字率由过去的不到4上升到12，以现在4.5的人口基数来说，三年间，大清完成了四千万人口的教育，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这些接受教育的人口里大多数是八至十四岁的童生，所以教育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一时还无从体现，而且大清的成人文盲率实在太高，基数也太大，这都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

        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除了巩固并推行六年义务教育，像明年光绪十三年，接受六年义务的省份将再扩大九个省，分别是：越南、越北、缅甸、台湾、河南、山西、陕西、吉林和黑龙江，还有就是降低成人的文盲比例。这个方怀打算靠青儒会来推行，借机也可以扩大青儒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

        方怀的计划是，通过这五年时间，把识字率提高到30％本完成在全国所有省份内的基础义务教育普及。为此，他甚至强硬地把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到20％以上，并且硬性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教育支出都不能低于这个比例。而地方省、府、县各级财政也都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比例执行，吏部将把教育推行列入官员的考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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