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二章 缅甸悲歌(七) (2 / 3)
        既然日本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在它看来，它就有权利要求他们为这一共同事业作出牺牲。在进行战争时，日本自己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作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它应该承担的份额”。所以，其他民族应该忍受战争所必然会引起的经济困难，不应该因此而抱怨，他们也应该高兴地为共同事业提供劳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那些不愿接受这一原则、对日本自愿承担的任务不表示感恩的人，就受到日本人的暴行的答复。例如，日本人对马来亚人说，“完全是由于日本人的开明和仁慈，他们才不至于拴着锁链干活，才不至于象牛马一样被赶进拘留营，他们的女眷才不至于被其新统治者及其士兵拿去玩乐。”

        日本人特别强调他们在东亚的文化使命。他们认为这一文化使命是保存那些成为共荣圈组成部分的国家的传统的社会和宗教影响，并消除外来的西方影响。日本人到处谋求加强亚洲社会的独裁主义思想、家长权力至上的观念、血亲观念、集体负责的原则和妇女卑贱观念。

        在“满洲国”和中国关内，他们谋求复兴儒教，特别是王道观念——日本的孝道主要来源于王道，以此来让当地的百姓放弃反抗日军的想法。在暹罗和缅甸，他们以佛教支持者的面目出现，谋求加强暹罗和日本的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他们同样宣称尊重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宣称尊重天主教。天主教虽然是西方传来的，但起码也是独裁主义的；他们谋求同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的确，他们经常告诫菲律宾人要记住自己是亚洲人，但是，反西方宣传是针对美国的影响，而不是针对西班牙和罗马的传统。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往往使日本人陷于宗教上的矛盾——如在把四个北部马来邦重新割让给暹罗这件事上就是如此。当时暹罗****着手委派军人作为这些邦的行政官，而且歧视穆斯林，禁止他们的一夫多妻制和对不能读写暹罗文的马来人额外征税。在东印度群岛，日本人对明确的穆斯林宗教政治组织的支持，同印尼民族主义者那种更为世俗的、包罗一切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日本人是始终一贯的——要努力给予他们所统治的各族人民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把日本看作是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据说，日本的力量主要来自日本的道德和精神理想——特别是忠孝的理想，它的亚洲伙伴仿效这些理想是有好处的。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地区到处竭力要使日语成为居民的第二语言。从日本派来大批教师，不仅讲授日本语言，而且讲授日本的伦理学和历史。日本的国定假日，如“纪元节”（日本帝国国庆日）和“天皇节”（天皇诞辰），成了整个大东亚庆祝的正式节日。日本人也强调他们同暹罗人、菲律宾人和马来人的（真的或者是假想的）种族亲缘关系。根据这一切，可以推断，如果日本能够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的话，它将最终努力使这些地区日本化，就象它企图使朝鲜日本化那样。事实上，谁都不清楚日本的所谓“纪元节”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计划中的大东亚政治结构是从“八纮一字”的观念中得来的。“八纮一字”原指在天皇护佑下日本本土各岛的政治统一；而现在将它扩大到包括整个东亚。日本将成为“领导国”，领导它的一些卫星国；这些卫星国在政治上隶属于日本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基本义务就是共荣圈成员的义务。日本投降后，盟国的调查人员发现了日本打算最后处置征服地区的证据，如果它能够保持控制这些地区的话。这一证据是外务省的一份草稿，日期是1941年12月14日。当时的外务相东乡茂德向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电述，他没有参与制订这个计划，甚至从未看到过，也从未听到88过这个计划。他认为这一定是某一下级官员拟定的计划草稿，没有任何约束权力。这个计划规定新加坡岛、海峡殖民地、英属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应成为日本领土，由驻在新加坡的日本总督治理。除了四个北部马来邦以外，马来亚的其他部分应在驻新加坡总督的宗主权之下成为日本的保护领地。驻新加坡的总督对文莱行使同样的权力。荷属东印度群岛应合成为一个印度尼西亚联邦，但其外围地区如荷属新儿内亚、荷属婆罗洲和帝汶岛的荷属部分则挂着联邦“自治领”的招牌继续保持在日本的控制之下。菲律宾应予独立，但是它的独立地位应服从于日本在该地的军事和经济特权。香港也应成为日本的领土，虽然在恢复和平——即重庆垮台——后可以考虑把香港归还中国。

        也许，这一拟定的草案最后没有得到日本****的批准，但是其中有好多是符合他们在1942至1943年间的言论甚至行动的。例如，东条在1942年1月22日对国会说，为了保证大东亚的持久和平，“我们准备把那些为保卫大东亚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地区置于我们的权力之下，而对其他地区，则根据各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未对待。”他指出，香港和马来亚属于前一类地区。日本****所采取的行动证实了他的话。香港被置于日本的军事长官管辖之下，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这样治理的。此外，日本经常提及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它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愿望起初是加以阻挠的，1943年5月31日御前会议上才作出关于东印度群岛问题的决定。

        就是在日本的这种宣传下，许多东南亚地区的争取实现民族独立，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人士，仿佛见到了一丝阳光。他们把日军对东南亚的进攻，视为是实现民族独立的大好机会。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他们纷纷主动向日本人靠拢，向日军提供各种帮助。缅甸的昂山和巴莫，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昂山的缅甸独立军就在日军对缅甸的进攻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这个时候得他们还满心憧憬着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获得渴望已久的民族独立以后的美好前景，根本没有料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朋友，其实与那些来自欧美的殖民者是一丘之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凶残程度上甚至更有甚之。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在缅甸的经济利益比它在东南亚其他地方要少。在这个国家中日本人也很少。然而，日本****和缅甸的政客有一些联系，包括德钦党成员在内。“德钦”意即“主人”，这个名词是缅甸人对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的一个礼貌的称呼；这个团体也把这个称呼用之于他们自己，作为对英国统治的一个挑战的姿态。

        虽然缅甸自从行政上脱离印度以来，以西方人的角度看来在自治方面进步很快，但这种进步对想要追求独立的德钦党人来说还不够满意。他们开始指望日本可能会帮助他们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思想自然受到东京的欢迎。1939年，欧洲战事爆发后不久，一个由三十名德钦党人所组成的团体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们受到日本陆军特工人员南大佐的庇护，接受军事训练。在这个团体中就有昂山。在其他表示亲日倾向的缅甸政客中有吴努，他在1940—1941年曾任总理。1941年11月，他为了争取缅甸得到完全的自治领地位，访问了伦敦。但他发现英国****对此很冷淡。在回来的路上，他被逮捕了，并被关押在仰光的监狱里。

        因此，日本转向巴莫博士。巴莫在1937—1939年间曾任缅甸总理。为了争取独立，他曾经采取过甘地的做法，发起了不合作运动，结果被英国人搞下了台。他在全缅甸有相当多的追随者，特别是在缅甸北部。

        就在缅甸独立军向机场守军阵地发起冲击不久，一直在塔台上观察着敌人动向的刘建业就发现了问题。

        “这些人肯定不是日本人。冲击阵地的时候还把腰挺得那么直，这不是存心想挨子弹吗？小鬼子可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刘建业一边看着，一边嘴里念叨着。

        “他们的进攻队形排得也未免太差了，简直就是乱糟糟。这绝对不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的表现。”工兵团的李团长也表明自己的看法。

        “说不定这就是日本人的帮凶，缅甸的独立军。堂堂中国什么时候也沦落到让你们这样的小国家也骑在头上撒野了？传令兵，命令炮兵全力开火。再告诉黄团长，我不管他用什么手段，他必须要把这股敌人给狠揍一顿。”刘建业对于缅甸军队的加入，显然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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