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2章 官管与众议 (1 / 3)
        原先的明末，是天下普通农民无法活下去，在死前做出最后的拚搏，什么道德原则，什么作人标准，都靠边站，能抢到粮食，能多活几天就是原则。

        农民起义军不但在当时形势下，不得不发挥抢劫或为恶的一面，只不过农民军的抢劫，与原先盗贼的抢劫，不同之处是被迫的抢劫，原先盗贼是主动抢劫，农民军是无法活时被迫从事抢劫。

        农民军在当时条件下，无意识的发挥了恶的一面，在内部管理上，也事实是纵容了为恶的一面发展。

        高迎祥，用一切方法反明到底。张献忠，树立个人权威，不怕比职业强盗更恶的恶名。李自成，不惜与众将做出原则性的妥协，争取众将支持。

        李自成，如果单纯的尊重众将，遇事与众人商量，倒是不错，是民主作风的表现。问题是李自成也用利益去争取众将，实质上是做出了原则性妥协。

        李自成有主观上为自己生存，客观上为天下农民之心。李自成，与众将妥协，在众将中，有同李自成一样心理的将领，有中间观点的将领，也有贪图个人享乐的将领，在众将的享乐风气下，李自成多少也感染了享乐风气。

        如果说职业盗贼是一百步的盗，那么不民军也是五十步的盗贼。如果说李自成农民军中的右派是五十步的盗贼，中派是二十几步的盗贼，李自成为代表的左派也多少的走出了几步。

        李自成军中的众将，是在困难时期需要李自成的意见和带领，在顺风之时，特别是在非战争时期就各行其事，入北京后，是农民军劣性的总暴发。

        李自成农民军在北京，众多下级军官的作为无法记载，武将排第一的刘宗敏就把农民军定义为单纯向贪官污吏复仇事业，而大肆索勒钱财，文官排第一的牛金星则把自己当做功成名就的太平宰相来享乐。

        农民军在北京的做法，李自成为代表的左派也清楚，那是损坏义军的名声，对建立新朝很不利，但是没有办法，也无法制止，因为是李自成自己一步一步的纵容众将走到这一步的。原先对坚决抵抗的城市进行屠城时，就有人看出了危害，也无法制止，那时就有人看出了，起义军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其实抢劫的最高水平是后金兵或清兵，李自成军在北京时就军心已散，打一次败战后，不但没有重拾军心，反而恢复初期对官军的流寇主义策略，正满足了清兵夺天下的愿望。

        明末的局势，不仅仅是农民求活而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是统治者因为灾年而利益减少而更加激烈的内斗，明末在党争条件下，不但没对能力面对农民起义，也没力量办任何事。

        明末社会已经腐蚀得风雨飘摇，清兵只是当时正好有一点力量的外力，其实除了清兵外，还应该有多股力量，也有多种方法建立力量，力量的关键在于组织生产，生产在于打击土匪，恢复秩序。

        崇祯由信王府的侍卫力量为基础，发展成为接管天下的力量，是因为适应了天下人求秩序，求太平，求生存的愿望，真正的力量，或真正的太平，需要天下治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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