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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欧封建社会（一）

        第一章生命与土地的契约——封君封臣制与封土制

        1127年4月7日，星期四，天气晴好。佛兰德尔的威廉伯爵的城堡正在举行庄重严肃的臣服仪式。

        伯爵问那前来投靠的人是否真的愿意毫无保留地变成他的人，后者答道：“我愿意。”然后，其人将合拢的双手置于伯爵手中，二人拥抱亲吻。然后，封臣对伯爵宣誓：“我以我的诚信发誓，从今以后我将忠诚于威廉伯爵，履行我作为封臣的全部义务，绝不欺骗。”说这些话的时候，其人以圣徒的遗物作为宣誓的凭证。最后，伯爵以一根小树枝为象征将一块封土授予封臣。于是，仪式结束。

        这样一个仪式所反映的正是西欧中世纪最重要的制度——封君封臣制度的缔结以及封土的封授过程、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封臣或附庸，成为另一个人的“人”；原来还有如此庄严的仪式、如此复杂的内容。

        封君封臣制是西欧封建社会最具特点的制度之一，它的出现及存在发展影响和造就了西欧社会许多最基本的制度与现象。

        一、他人之人——封君封臣关系的形成

        中世纪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一个人从属于另一个人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依附关系在社会中自上而下无处不在。一个伯爵是国王之“人”，一个农民乃庄园领主之“人”。而此种人与人之间的主从关系最为典型的结成方式，也是制度化的形式，则是封君封臣制度。

        依附关系首先产生于保护与被保护。罗马帝国灭亡、日尔曼诸王国兴起后的西欧大地，产生和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依附关系。帝国灭亡之后，能够给人民大众提供保护的公法系统、公共权力系统虽不是荡然无存，却也是难以发挥作用。早期社会动荡不安，在不断的兵连祸接之时，那些社会的弱小动物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生存而不得不寻求强有力者的保护，而后者也需要这些弱小者的依附与支持。因此，许多弱小者以“委身”的方式投靠地方上的豪强势力，以寻求保护。这种委身投靠的方式在西欧中世纪早期极为普遍。8世纪早期的一本名为《都尔的宗教礼节》的书中，有文献可反映这种委身依附：

        致高贵的主人某某，我，某某因明显的衣食无着，而虔敬地请求您，希望您能同意我把自己交给您或委身于您的保护之下。为此，我将按下列条件行事：按照我为您服务的程度和为您服务的好坏，您必须给我以帮助和衣食的支持。至于我，只要还活着就必将以我的自由等级来为您提供服务和尊敬。并且在我的一生中，我无权力解除来自您的控制和保护。恰恰相反，终我一生我都必须保持在您的权力的监控和保护之下。因此，征得同意，若我们中的一方想从这种约定中退出，只要他将给予另一方以许多索里达的补偿，那么协议将仍然有效。

        这种委身依附多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故早期的依附关系多为不自由者的选择。它更多地表现为下层人民与地方领主之间的主从关系，是一种农奴的依附。

        封君封臣关系的兴起也是起源于一种保护与被保护。但与一般农民的委身依附不同，封君封臣关系的形成当以依附不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作为标志。此时，许多自由人加人到依附者的行列，得到保护当然是其重要的理由，但为了出人头地、提高身份地位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墨洛温王朝的高卢及其他地区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主从关系。追究其渊源则既有罗马“护院”的影子，也有日尔曼亲兵制的精髓。按日尔曼传统，首领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拥护，而一个首领在战时其周围总有或多或少的亲兵①。在墨洛温及其他日尔曼诸王国这种主从关系相当普遍。它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一个自由人可以自由地寻找自己的主人。有些地方，如英国甚至规定一个自由人必须有自己的主人，否则他不受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而不受法律的惩罚。墨洛温时期诸王都有自己的卫兵称为“楚斯提斯”，他们向国王宣誓效忠，而国王则要承担他们的各种及时之需。一般大的贵族家庭有所谓的“家丁”，他们与罗马帝国晚期的护院有些类似，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不是非自由人了，而是出身于贵族或自由人。这些贵族子弟投身于国王或大贵族虽然有一定的谋食之意，但政治上的目的更为明确。当然上层阶级结成的这种主从关系虽没有明显的不自由的特征，但低人一等、从属的意味是很浓的，因此，一些门第高贵的家族反对他们的子弟与他人结成这种关系，他们往往因其子弟不听劝告与人结成依附关系而大发雷霆。

        ——①对于日尔曼人或罗马人在封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一直以来有不同的看法。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魏慈认为在早期日尔曼人中间，塔西佗所谓的亲兵制度是极其例外的安排而非其常态。而且在法兰克人占领高卢后这种制度也没有被保留下来，它更多地出现于英雄史诗中，如《贝奥武夫》。后来的封臣制不是产生于亲兵制而是产生于高卢—罗马的保护关系。而同时期的历史学家洛特则否定魏慈的看法，洛特认为封臣制还是起源于亲兵制。

        早期的依附关系多限于家庭，但到了8世纪加洛林时期，它已经突破了家内这一狭小的圈子而走向国家和社会。加洛林国家以这种个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来维系国家的统治，它的出现是封君封臣关系形成的又一重要标志。一份编辑于7世纪中叶、8世纪早期的文献《马尔库尔夫的宗教礼节》反映了当时寻求保护的对象已经转向国王（实际上是加洛林家族的宫相），该文献认为王室权威应该同意接受那些确实需要保护者的保护请求，以使他们免受那些恶人的不法行为的侵害，这样在宫相、教会以及修道院的保护下，那些各类依附者都可以得到和平。墨洛温宫相查理&#8226；马特为赢得战争则不断扩大封臣的数量，且授予他们以“采邑”。757年巴伐利亚公爵塔希罗与其他巴伐利亚的大人物一起来到加洛林国王矮子丕平处，向国王行臣服礼，变成了国王的封臣。著名的查理曼则努力与地方大贵族结成主从关系，以寻求他们的支持。778年他从西班牙回师的路上，就宣布那些伯爵和修道院院长为自己的封臣。不仅如此，他还将这种个人之间的主从关系的缔结扩展到他的管理机构，重要官员都成了他的封臣。在虔诚者路易时期（查理曼之子），王国的各级朝廷官员、郡官员及地方豪强都变成了国上的封臣，甚至许多在法国的外国人也被冠以封臣之名。加洛林帝国解体之后，以个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来维持国家统治的传统并没有改变。936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即位时就意识到没有什么方法比使公爵、伯爵等贵族变成他的封臣更为有利于国家的统治。因此，国家利用个人依附关系的存在来加强统治标志着封君封臣关系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成型。在这种成型制度下，封臣阶级逐渐脱离进行那些田间劳作或执家内贱役的臣仆而成为骑马持矛执盾为主人服军役的战士。“封臣（Vassal）”一词尽管在9世纪变成了最为正式的专指封臣的词汇，但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奴仆”、“年轻侍从”的本义，而具有了“武装”、“军事”的意义，从9世纪中期开始“米勒（Miles）”一词经常被用来称呼封臣，可以想见其军事意味之浓厚。封臣阶级从家内走向战场，为国王贵族服军役成为他们的主要义务。因此，封君封臣制形成的过程即封臣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用历史学家冈绍夫的话来说：封臣“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妒忌的身份，它是荣誉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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