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南乡子 (3 / 4)
        成功的因素大致有天赋、勤奋及运气。

        对于王棣而言，都能穿越了，哪还缺运气？

        既然选择不走荫补之路，那么就专心科举吧。

        在杭州时，苏轼这位科场前辈没少提点他，将科场之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个通透，尤其要注意规避忌讳的字眼，否则定必黜落。另外，策论中切忌不可用未知出处的典故。

        这是经验之谈。

        仁宗嘉祐二年，苏轼参加礼部组织的一场考试，在这场考试中，苏轼写下了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通篇文章可以说的结构严谨，说理清楚，用词简练并通俗易懂，与当时真个文坛流行的五代浮靡艰涩之风大为不同，因此受到主考官欧阳修和阅卷官梅圣俞的赞赏。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运名为用了一个名为“皋陶杀人”的典故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苏轼在文章中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翻译过来就是说在尧执政天下的时候，皋陶作为司法官。有一天要处死一个人，皋陶说要杀了这个人，尧说不行，放了。皋陶再次说要杀了这个人，尧再次说放了，就这样互相争辩了三次。

        主考官欧阳修看完后也觉得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的非常好，但是这个“皋陶杀人”的典故，欧阳修也没有听过。没办法欧阳修只能在事后苏轼拜见他的时候，偷偷的向苏轼询问这个典故的出处。

        面对欧阳修的询问，苏轼苏轼笑道：“何须出处。”很直白的告诉他们，这个故事纯粹就是自己为了佐证自己文章的观点编出来的。也幸好是因为这篇文章确实是写的不错，正所谓瑕不掩瑜，欧阳修和梅圣俞没有因为这个而去怪罪苏轼。

        这算是文坛雅事，亦是非常人做的非常事，无法复制。

        对于苏前辈的不吝赐教，王棣自是虚心接受、铭记于心。

        另外，李格非也提了些中肯的建议。嗯，王三郎的人缘不错。

        李格非于神宗熙宁九年点中进士，虽然名次不高，但也是正经科班出身，身份清贵。

        其刻意于词章，诗文俱工致，人谓其“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洛阳名园记》为其散文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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