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襄阳盛会 (2 / 5)
        诸葛亮感谢黄承彦的称赞，道：“事已至此，虽心中甚憾，但无悔意。若日后兵戎相见，侥幸胜楚王，必留一路令楚王安然归荆楚。”

        黄承彦甚谢之，诸葛亮亦不便久留，寻机与黄月英小谈片刻后，便在亲兵护卫下，离开襄阳回归北方，刘备惟恐刘协半路下手害之，在南阳城外亲率大军恭候，令诸葛亮感激不已。

        在诸葛亮离开之后，百家讲坛终于由于管宁的开坛而进入**，代表整个南方儒家学说的顶峰人物突然转口宣扬楚王的三家制衡说，令大部分仍然在维护独尊儒术的学士们大感震惊，亦宣告楚地反对三家制衡说的主要力量——襄阳经学院开始倒戈迎向刘协的制衡派，实力相对较弱的江南经学院和西南经学院更没有办法形成反对势力。

        三家制衡说在楚地隐约已经成为学士的主要流派，这种顺利让刘协感到奇怪，仔细想想在东汉末年之后，由于尊儒的汉室衰落，儒家的地位确实不断下降，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则特别重法家，一旦乱世平定之后又开始重视道家。

        在历史上的三国时期，诸葛亮手抄申不害、韩非子和管仲的文章给刘禅弟兄学习，刘备自己也嘱咐刘禅学习诸子百家和《商君书》，而曹操的不拘一格用人和氏族发展策略也是对传统儒家的反叛，甚至连孔融写《汝颖优劣论》中更具有反对当今政权的精神在其中，是当时主流儒士逐渐摆脱传统儒家学说束缚的表现。

        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曾说：“两次党禁，无疑是士人与朝廷腐朽势力矛盾的总爆发，同时，也是士人在心理上对于王朝政权的最后一次眷恋。”他们本意在维护这个政权，而这个政权不仅不保护他们，而且以他们为仇敌，忠而见疑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悲哀啊！名士的潇洒风流与慷慨赴义，在当时强烈地震撼着士人们的心。他们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一幕幕历史悲剧，与其说是维护名教，倒不如说是对儒家正统思想束缚的挣脱，是一种疏离心理的鲜明表现。正是这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疏离心理，为魏晋三国思想领域的大变动准备了条件。

        伴随着儒学地位的下降，诸子思想必然重新活跃起来。傅雷也曾经考论过这段历史，他说“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此时的楚地正是迎逢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文艺复兴的良机，在士子普遍缺乏维护传统儒术地位的环境中适时地提出了三家制衡说，为三家制衡的实现寻找到了最合适的机会。

        刘协在仔细思考后，认为这个时候正式由自己提出准备良久的《三家制衡论》，正是绝佳良机，立刻开坛讲三家制衡说，这是对传统儒士的最后一击，做为楚地最高的王者，他的表态终于导致整个学术界的转风，使得《三家制衡论》成为楚地治理学术的核心。

        整个《三家制衡论》的提出和地位确立没有刘协想象的困难，但儒商的提出还是让很多士子们感到不满，刘协却没有面对众士子的反驳提出任何解释，也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举动，照旧推动其他讲坛的开动。

        此后，刘协和胡昭在小范围内宣讲财经道，财经道的第一次开坛只有百十不到的人被允许听课，实际在刘协连续讲了三天之后，表示能够听懂五成的也不过荀彧、张昭、蒋琬、诸葛瑾、戏志才五个人，加上胡昭也不过六个人，余者有二十余人称可懂三成，其余众人皆是只知皮毛。

        然而这一次开讲还是令刘协满意，毫无疑问，蒋琬和诸葛瑾继任三治略公已经变得明朗，而荀彧和张昭也正式着力培养诸葛瑾和蒋琬两位后起之秀，为自己年老之后有人续任打下基础。

        为了让蒋琬在张昭之后更精通内政经税，刘协将蒋琬调入幕僚院，任幕僚从事，虽然和郭嘉、荀攸等幕僚参事相比，权力和空间小了许多，但却可以经常陪在刘协身边，有更多的机会学习财经道。

        张昭和荀彧、胡昭相比年长十岁有余，接班人的选拔最为紧迫，而荀彧、胡昭还未到不惑之年，接班人的选拔和培养还有很长的时间进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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