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 怀疑 (4 / 4)
        汪未经目不转睛地盯着詹国强，一语不发，只见一种厌恶的神情从他的脸上掠过，接着他怒气冲冲地大发雷霆：“‘三十多架飞机，一个人共党都没炸死’？”

        他把脸一转，神经质地开口说道“这话是谁向全国宣告的？又是谁向党保证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的？我读过几本专门讲冒险赌博的书，我清楚什么叫诈骗投机。国明政府可不是打牌赌博用的折叠方桌上的绿色呢面。

        詹国强，你现在是饱食终日，穷奢极侈。在这战争年代里你却生活得和皇帝或者和那些中东的财阀一模一样，你开弓放箭射驯鹿，可飞机却开机关炮轰击一些乡巴佬毫无作用都没有，一个领袖的天职就是要代表国家的威严，伟大领袖应有的天赋就是谦虚朴实领袖的职业就要言行一致，说话兑现”

        后来，从总统府私人医生的诊断结论中大家才知道，詹国强听了这顿训斥之后，回去就病倒了：高烧和神经病发作。

        总之，就在1940年，詹国强这位“第二号人物”，汪未经的正式继承人，第一次遭到了这样污辱性的斥责，而且是当着手下工作人员的面。这件事很快就写进了文档的专案文件。第二天，警备司令唐虎竟然没征得汪未经的同意擅自下达指示：窍听元首最亲密的战友的一切电话内容。

        实际上唐虎窃听汪未经的谈话已不是第一次，还在詹国强弟弟，詹国庆的丑闻被揭露后，他就组织过一星期的窃听。李丹当时是“施科达公司”所属各工厂的负责人，此人以保护蒙受冤屈的人而闻名。有一次他用哥哥的公文纸给76号的看守长写了一封信：“请立即释放王教授，因为没有什么重要的罪证”然后只签了一个姓：“詹国强”，没署名字。吓得魂不附体的**看守长同时释放了两个姓王的人，一个是教授，另一个是地下工作者。为了搭救弟弟，詹国强花了很大力气，他在汪先生面前把这件事说得像个引人人胜的笑话，从而使他的弟弟幸免于难。

        尽管如此，汪未经仍然经常对丁末村说：“除了詹国强，谁也不能做我的继承人。因为，第一，他从不想搞任何独立政策；第二，他在民众中享有声望，第三，他是敌人报纸讽刺丑化的主要对象”

        这就是汪未经对詹国强的看法和评价。不是别人，正是詹国强担负了夺取政权的全部实际工作，也正是他曾经十分真诚坦率地说过，请注意，不是对其他人说的，而是对他的妻子，不是对着录音器说给别人听的（当时他不相信自己的战友竟会窃听他的谈话），而是在夜间，躺在床上这样说过：

        “活着的不是我，而是附在我身上的汪先生”

        摘自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处长，高级总队长缪国明的党员鉴定：

        “1938年参加**。浙江江山人。性格坚定不移的北方性格。善于交际，对同事平易近人。对民族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一是个话带有很重的山东口音。他知道，这使汪未经和周呼海大为恼火，所以他曾请教过语言专家，想学会纯粹的官话。但结果毫无成效，因为他喜爱山东，山东是他的命根所在，因此，即便是一天内只有一小时说“官话”，不说那虽然有些粗俗，但听来却很舒服的山东方言，他也做不到。最后，鲁大方干脆不再模仿北平官话了，对任何人他都一视同仁，说山东方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和下级讲话他就更加随便，有时他甚至用胶东音调说话，那里的渔民说话异常特殊，他的下属往往听不懂，可又不敢再问，感到十分尴尬狼狈，鲁大方看到他们局促不安，手足无措的模样，心里却得意扬扬。

        他看了一眼高级总队长缪国明，说道：“我并不想使您对党内同志和战友们产生怀疑，但事实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李广元尽管是间接的，但毕竟与苏北行动的失败有关。当时他正在苏北，**的根据地本应飞上天去，但由于一些偶然情况的奇怪巧合，它竟安然无恙。第二，他曾负责寻找失踪了的叛徒，但他并没有找到，至今下落不明，这么大的活人找不到，难道会沉到黄浦江里了？第三，现在他负责一系列与研制报复武器有关问题，明显的失败倒是没有，但我们也没见到成就、突破和明显的成功。所谓负责，这不仅是把那些不愿与我们合作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了事。负责还意味着要帮助那些思维精确，有远见卓识的人。

        第四，还有那个游移不定的电台，根据所用的密码可以断定，它是为共党的战略侦察部门效劳的，现在仍在几个城区以及郊区发报。而破获这个电台的工作也是由李广元负责。

        如果您，缪国明，能马上驳倒我这几个疑点，那我将十分高兴。我对李广元颇有好感，所以我希望您能提出凭据，驳倒我脑子里突然产生的这几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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