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蓝衣 (3 / 3)
        1937年11月，市长俞鸿钧、宋子文、钱新之及王晓籁都秘密地去了香港。杜老板也在其中，他旋即为常凯申组织了秘密的情报活动，其部分经费来自他与戴利建立的一个名为“港记公司”的麻醉品企业。

        在此同时，上海别动队分散了。大部分武装単位撤到了安微与江苏的边界地区，尤其是屯溪和歙县等地。在那里，他们或者与诸如前湖南强盗陈世虎之流的军阀结合在一起，成了“游而不击”的游击队;或者嗣后被戴利编组成忠义救国军，最终由美国人装备起来。

        1938年2月1日，最后一批别动队入员撤出上海，在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告别信，声称他们“为了租界居民的安全“而离开了租界。此时，戴利已经逃离上海，经由长沙而赴香港，苏浙行动委员会完全解散了。

        留在上海郊区的各支武装，有的叛逃到日本人那里，成了伪军。但有一支浦东游击队仍在积极抵抗，于1938年9月11日发动了一次协同战斗，袭击了东昌路上的一个日军哨所和伪军办公处，并在敌军动用重机枪之前安全撤走，游击队依旧在城外活动。

        只是关于上海的战事，从此转入了地下，在其后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34个月中，他们躲在租界里，秘密地指挥着恐怖活动。

        戴利在1937年8月逗留上海期间，还进行了自己的城市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把军统局上海区站置于战时状态。在此之前，由周伟龙指挥的上海站的五个“外勤”组都主要集中于进行反共的监察及信息截获。

        周伟龙答应戴戴利，他将留在法租界内，在“潜伏区”内建立从事破坏活动的队伍，以骚扰敌人。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间谍组织与别动队完全不接触，而通过龚仙舫与戴笠直接联系，龚氏曾任上海特务团人事处处长，如今则被任命为上海网络的联络与信息官。

        然而.这些地下情报組织或者被租界警方所岀卖，或者被日本反间谍机构所粉碎、或者被为**效力的通敌的特工机关所收买。情报组织的新头目王方南在一年之内就暴露了自己的身分，遂被军统转移至香港。

        1939年初，周伟龙被法租界警方逮捕，军统设法使他获释之后将其转移到了重庆。四大金刚之一的王木天被军统局上海站的人事处长岀卖给了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秘密警察，很快也叛变了。

        虽然军统上海站很快地丧失了行动能力，但是有两个特别行动组在整个“孤岛”时期更有效地活动着。由于常凯申对上海通敌分子的“汉奸活动”的狂怒，戴利组织了两个秘密行动组，分别由赵理君和林志江领导。这两个行动组，尤其是赵理君的那一组，实施了当时的许多暗杀大案，包括周凤岐、陆伯鸿和张啸林等人的谋杀案。据统计，戴利的手下在1937年8月至1941年10月之间，在上海制造了150起暗杀，尽管效力于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特工人员在此期间渗透进了行动组。

        工部局警务处特务股肯定意识到，像以前那样的蓝衣社表面上不再在上海积极活动。譬如日本人的《新申报》一样，知道某些暗杀组是**的秘密特工，他们甚至知道，这些行动组是由戴利指挥的。

        随着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地区，无论是蓝衣社还是新组建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对发生在公共租界和租界内的亲日华人的暗杀案负责。手头的资料表明，戴利即重庆**官员、前蓝衣社成员，指挥着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别功队，即活动在上海郊区的游击队，负责该市的暗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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