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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情报上的一些内容，甚至已经开始出现蒲素到达上海之后的消息了。显然，边区的情报工作并没有因为局势而放松，而是尽可能的收集了一切有用的消息。

        1940年3月30日，汪未经在南京正式建立新的**。争该政权名义上由汪未经控制的“正统”**掌权，其第二号人物是周呼海。他有五个不同的衔头：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警政部部长、****.以及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另外，周呼海还负责秘密警察。

        受过良好的日本中学和大学教育，1924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他一到他曾帮助创建**的故国，就选择了经营设在广州的**宣传部。这个职位也意味着教授黄埔军校的政治研究班，他遂由此成常凯申麾下“跑龙套的角色”。

        勉强地逃过1927年的大清洗之后，作为《新生命〉月刊的编辑，周呼海曾将孙逸仙的作品理论化，撰写了《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1918年〉。此书被犬养健译成日文。周呼海因此在日本知识阶层中树立了声望。

        1939年末，南京政府尚未正式成立时，周呼海就开始在上海招募和训练人员，因此，在新的伪政权于1940年3月30日正式建立之际，已经相当引人注目了。

        为了响应它的诞生，《新申报》早就换了一种新的口吻，批评两个租界当局未能制止试图阻挠“和平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庆当局雇用“**”的活动。

        这份伪报谴责了常凯申的“走狗‘，以及**人只会空喊收复租界，实际上却一事无成。报纸中表示：“新的中央政府如今诞生了。不仅我们的政府急于收复中国的租界.我们的友邦日本也表示，要帮助中国收复这些租界……“

        极司非尔路76号特工总部的行为，一方面使得对歹土进行和平的警察管理的声明落空，另一方面也模糊了汪未经的支持者们希望划清的一条界线。

        即像梁鸿志维新政府成员那样的机会主义的“坏”通敌者，与像他们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好”通敌者之间的界线。

        后者与日本合作，据说是为了“实现和平及保护中国人民”。之后，有一位政论家评论道：

        “过去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梁鴻志的“维新政府”，都是奸字号老前辈，沦陷区人民称之为“前汉”！而前汪未经的伪府自然被叫做是“后汉”！

        许多奸丑们口头上常常承认自己是“后汉”而觎然不以为耻。自“后汉“代“前汉“为日本人的傀僞以来，人人切齿痛恨，因为前者远不敌后者为恶之甚，后者有七十六号，是杀人如麻的魔窟，人人谈虎色变。

        汪未经的副手周呼海可能是伪秘密警察的最高负责人，但是这恐怖魔窟内的实权则掌握在李事群和丁末邨手中，这是两个**的叛变分子，他们曾在**的情报部门工作，却又投靠日本人，岀卖了其秘密特工的新主人。

        李事群原来是中国**中央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的特工。由陈立夫任命为上海地区的特工队队长。后来，中统又派他去江西任职，而他在1938年放弃了这个职位，前赴香港。

        在香港，他与日本总领事中村有了交往。此人将他介绍给书记官清水。于是，李事群便在1938年夏末开始为日本人搜集情报。

        李事群在上海有极好的人际关系。他在二十年代初就加入了青帮，成为季云青的徒弟。秋天回到上海后，李事群很快认识到，他可以利用其中统官员的身份获得情报和特工。

        为了从一个小型的情报搜集机关，发展到由唯利是图者组成的大帮派，为日本从事特务活动。他通过前**市委委员、杜老板的徒弟汪曼左，将日本人从香港偷来的一份篇幅巨大的杜月笑的警方档案送给了杜老板，从而博得了杜氏的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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