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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当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们求助于法国警察，搜査文贤里11号彭福林与赵志祥的房间时，发现了周建华的来信。而这封信上的内容，足以证明他们是**秘密特工暗杀队的成员。

        面对这一证据，毫无疑问，赵志祥崩溃了，最后只得认罪。

        当天下午2时30分，警员们将他戴上手铐，带到彭福林的病房，当正处在非常虚弱状态的彭福林听到赵志祥的口供时，也立刻承认了自己是共谋。

        不过，对于彭福林而言，为时已晚。翌日凌晨3点钟，他停止了挣扎而去世。只是对于赵志祥来说，他则还要面临着更大的苦难。

        虽然工部局警务处迅速地破获了这起谋杀案，但是日本及上海的亲日报纸却决定利用这一案件再次打击公共租界当局。

        1939年4月12日，就在彭福林死亡的那天早晨，《大陆新报》的头版文章呼吁为席时泰默哀祈祷一分钟。并谴责工部局宽容重庆的**，滥用治外法权。

        报纸上声称：“只要在上海发现重庆政府的特工，此事本身就成了扰乱上海之和平与秩序的主要根源……如今，日、华都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新的伪政权与中国人民正与日本充分合作，以重建中国。没有理由允许阻碍这项伟大的重建工作的力量存在。考虑到军事行动以及对和平与秩序的维持，应该借助于明确的和最后的揩施。”

        为了敦促日本军事当局“采取强硬措施对付这种形势”，《大陆新报》的编者还指责上海工部局“伪善”，这一说法得到通敌的《新申报》的响应。《新申报》注意到席时泰暗杀案是樊克令2月25日照会发布以来第一个严重事件，它挑剔租界当局拙劣的警察工作，并将反复岀现的反日恐怖活动，归咎于工部局软弱和半心半意的措施。

        报道上用的措辞是：“换言之，他们并未真心实意地接受日本当局关于严厉镇压**秘密机关之活动的要求”。

        伪市长傅小庵也对工部局的“诚意”表示了怀疑。因为工部局迄今仍坚持要求通讯稿决不再谈及“遭枪击的维新政府的一个成员”，只当是一个普通袭击事件。

        傅氏接着坚决要求工部局，允许中国的“正规警察”在公共租界内搜捕破坏和刺杀分子。虽然工部局不大理会“傅市长”的要求，但是总董樊克令却无法拒绝4月16日日本总领事三浦对其办公室的造访。

        三浦对席时泰医生的被暗杀表示抗议，并且要求在日后严格履行日方与工部局之间关于防止租界内恐怖活动所达成的谅解。三天之后，即1939年4月19日，工部局警务处押送着赵志祥，越过苏州河上的边界，来到日本宪兵队总部。

        当天下午4点钟，作为“诚意”的表示，工部局的警探们将赵志祥交给了日本宪兵.这位前裁缝店学徒便落人了敌人的虎口，从此再未露面。

        5月份，恐怖活动减少了，但是合作政策受到了关于悬挂中国国旗之争端的进一步考验。为了取悦于日本人，工部局在1939年3月12日曾发布命令：中国的“**”旗在一年中悬挂的日子不得超过8天。

        然而，爱国的店主们却试图在每个爱国场合展示国旗，而全然不顾穿着中式服装的日本特工的暗杀威胁，以及中国通敌流氓的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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