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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工部局为了回应日本的要求。发了一份由总董樊克令签署的抚慰性照会。日期为1939年2月25日的这份照会，包括四点：一，工部局警务处将遵循1938年7月发布的紧急法，继续对反日恐怖活动严加防范。

        二，工部局欢迎日本警察机关与之合作对付恐怖活动。

        三，岀人租界的华人将继续受到更为严格的搜査。

        四，工部局警务处中的日籍空缺，将尽快地由合适人选填补。

        东京海军部首席发言人、海军少将金泽说道，任命一位日本人担任工部局的警务处处长，是解决上海恐怖活动的“最佳方法”。

        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准备一份答复樊克令2月25日照会的正式文书。总领事三浦感谢工部局警务处的戒备状态，宣称，日本将这份照会视作是工部局赞成未来的合作，并宣布，日本警察机关的意图是今后的“亲善”做准备。

        他们确实进行了合作。1939年3月，恐怖活动明显减少，这得归功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警方采取的非常措施。他们检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

        在4月的最初10天中，只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恐怖事件。当时，日本总领事三浦在镇压中文岀版物进行抗日宣传方面，得到了工部局警务处的帮助。然而，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4月11日，伪警察局秘书主任席时泰，在离开位于公共租界内劳合路的家时，于上午9时15分被暗杀。

        席时泰，被剌时49岁，曾在日本学医，此后回到上海，成为工部局的注册医生，开设时泰诊所。**军队撤出上海之后，席医生便成为上海警察局长卢英的秘书主任和卫生处处长，以及日本军事出版课的特别成员。

        作为“与日本当局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席时泰成为受命于受到重庆政府支持的浦东游击队的特工的主要暗杀目标。

        暗杀队的首脑是年仅22或23岁的松江人袁德昌。

        由于袁德昌始终未被捕获，因此蒲素手里报纸上裁剪下来的内容，登载的是根据他的同伙交代而来的一些消息。

        而边区则是通过内部人士弄到了一些情报。他的同伙赵志祥未能脱逃，最终被引渡给日本人而遭处死。

        赵志祥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市民，也是23岁，浦东人。13岁时，他在法租界里一家专为外国妇女制衣的店里当裁缝的学徒。五年学徒期满之后，便在另外两家“外国服装店”当售货员。

        他当店员而赚够钱后，便娶了浦东老家东面村里的一位姑娘为妻。但在1937年夏天经济最为萧条之际，赵志祥尚未有孩子，却已失业，只能回到家乡，与其当船夫的哥哥一起生活。他的妻子则回了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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