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冰啤酒 (2 / 3)
        父亲的态度呢？父亲根本没有态度，全都由母亲决定。他似乎对家里所有的事都没有态度，从小到大，要不要搬家？儿子是要做工程师还是该做个医生或者律师？他总是你喜欢就好的态度。母亲却截然相反，最好什么都按照自己的心意。

        “不要做医生，医生太辛苦了。”母亲说。

        “律师都没什么好人，不要做律师。”母亲又说。

        母亲对什么都有自己的态度，看上去专横又不讲道理，她总是面颊红润（现在想来是毛细血管充血造成的），颧骨突出，眼窝看上去像生锈的窗框。

        弗利不喜欢母亲，也不喜欢父亲。在他看来两人一个过于要强，另一个却毫无生机。

        该死的也许是父亲，他曾经这样想过，并且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感到羞耻，但在当时这种讨厌和憎恶的确很管用，像有毒的助眠药，帮助他度过难熬的夜晚。

        手术当天就有些不顺利，雨下的整个医院都阴沉沉的，手术前两天医生就宣读了一大堆告知，注意事项繁多，简直不亚于一份商业医疗保险合同。

        手术从午饭后一直持续到晚上五点，中间医生告知弗利发生麻醉事故，需要做气管切开，这种情况根本由不得弗利选择和犹豫。

        这根本不是询问，是告知，作为家人这时候能做什么？难道说不行？你们不准切开我母亲的气管，你们想别的办法。

        父亲依旧一言不发，好像里面躺着的是别人的妻子一般。他那副模样像极了老弗利，他那被战争折磨而僵硬的脸。父亲长得越来越像他，简直一模一样。

        这就是母亲憎恨自己的原因吗？认为如果当初不选择手术，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可即使是贝鲁斯也说后来的呼吸困难与手术中的气管切开并没有直接联系，更多的是很多病人心理上认为自己的呼吸因为气管被切开过就会受到影响。

        “这种心理影响是非常常见和明显的。”医生无奈表示，“就手术而言除了发生这点意外，其他方面都是成功的。”

        “不可能，我要告这家医院。去打科里森的电话，我要起诉这家医院。”母亲生气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是一个病人，简直一个要奔赴战场的女战士。

        “我不会让你起诉医院的，医生完全按照流程操作，并且你最后什么事都没有，上诉也不会赢的，何况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你是个病人啊。”弗利一劝再劝。在他回到洛杉矶后不久，母亲就在电话里兴高采烈的告诉他科里森说完全有机会获得赔偿——保险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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