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成事在天 第二十一节 (2 / 9)
        中兴的路很漫长，而中兴的基础就是国政方略，国政方略的基础就是官制。官制不能建立和完善，大汉中兴就是一句空话。

        几十年来，朝臣们饱受宦官、外戚、权臣祸国之苦，对官制中的权力制衡有一种近似疯狂的欲望。制衡成为此次官制修改的重中之重。

        权力制衡的基础其实就是权力分配，权力分配牵扯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所以激烈的争论是必然的。

        官制的修改要着眼于将来，所以内朝、中朝、外朝三个官僚体系必须要健全，缺一不可。彻底消灭内朝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内朝要建，内朝的宦官要严格依从大汉律，禁止参政，否则将予以严惩。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制衡皇权，也就是说，天子要把夺去的相权还给三公，还给外朝。宦官和外戚干政的主要来源是因为皇统继承一事随着皇权的增大，逐渐变成了皇帝的家事。皇统继承不是皇帝的家事，而是国家之事，应该由皇帝和外朝共同处理。只要外朝权大，则宦官和外戚干政的可能将大大减少。

        外朝权大，最不利的情况就是君弱臣强的时候，强臣往往会演变为权臣，而权臣祸国，自古以来比比皆是，所以外朝的相权必须要得到强有力的制衡。制衡的关键就是中朝权力的扩大。孝武皇帝时，昭宣中兴时，光武中兴时，都是中朝权大，皇权集中，继而天下安宁，国家强盛。所以外朝若再想象过去大秦朝或者本朝早期一样拥有强大的相权，也是不现实的事。

        但中朝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尚书台必须要交还本该三公拥有的权力，其中最主要的是三项大权。一是议政，国政必须由皇帝、中朝官和外朝官合议决策，皇帝和尚书台不能独自做出决策。二是罢免有过失的两千石以上大吏。在光武皇帝以前，州牧监察奏报两千石大吏不称职者，需要有三公府派掾史核查后才能罢免，但光武皇帝把这个权力抢走了。三是听取和处理上计事宜。郡、国每年终（或三年）要派属吏带着“计薄”（记载户口增减，盗贼多少等情况的文书）到京师汇报，听取朝廷的意见。这件事本来是司徒大人的事，但光武皇帝也把它抢去了。结果外朝大臣对各地郡国的情况一无所知，三公大臣想处理国政都无从下手。

        为了让官制中的这些突出矛盾得到妥善解决，从而实现皇权和相权的制衡，长公主府、大司马府、大将军府曾数次合议，继而提出了四公同领尚书事的决议，以求外朝和中朝能够互为统属，互相牵制。但事实是，外朝大权独揽，中朝形同虚设，皇权受到了严重制约。

        天子在长安虽然无权过问政事，但一帮大臣当时为了对抗董卓和李傕，教授了天子很多制衡之策和从权臣手上夺取权力的办法，天子因此深知皇权集中的重要，对维护自己的皇权也颇有心得。他知道权力只要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上，才能像孝武皇帝、光武皇帝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不愿意像过去一样，再度成为权臣的工具，朝堂上的摆设。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公主，还有国丈董承，国舅伏德，大鸿胪士孙瑞，黄门侍郎冯硕，侍中杨琦等大臣。他的理由很简单，按照这种官制实行下去，自己和在长安没有任何区别。

        “朕要到二十岁才主政，但朕在河北没有任何根基。六年后，朝堂上肯定都是河北大吏，都是大将军的人，朕说话谁听？”

        长公主很吃惊，“大将军为了取得陛下的信任，已经一退再退，你到底要怎样才能信任大将军？这个官制修改之策基本上都是由太傅、大司徒、太常等几位老大人制定的，大将军并没有独掌权柄的意思，这你难道看不出来？大将军如果再退，害怕的不是大将军，而是河北大吏和北疆诸将，其后果不言而喻。我已经对你说过，大将军亲口对我承诺的，六年后，如果天下平定，他绝不进京为官，绝不干涉朝政，他将信守对父皇的承诺，为大汉戍守北疆。如果这样你还不信任他的话，那还有太傅、大司徒、大司空三位大人牵制他嘛，你担心什么？”

        “太傅几位大人都老了，在河北又没有武力，大将军随时可以杀了他们。现在虽然说起来是四位宰辅大臣，但真正说话算话的，只有大将军一个人。”伏德劝道，“殿下，你不要忘记了，当年董卓进京的时候，做得也不错，但没过几天，他的暴戾和血腥就一览无遗了。”

        长公主玉脸涨得通红，她十分气恼地质问天子道：“那天我拿着奏疏向你解释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答应？你不是说信任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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