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卷 清朝民国交替误解（上） (6 / 12)
        这一锅八旗子弟什么都定的大锅饭吃下来，很快八旗子弟就腐化堕落了。到平定“三藩之乱”的战役中，八旗军力已大不如前，康熙十三年正月，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11万余骑节节败退，孙延龄，耿精忠亦先后反，云，贵，川，湘，闽五省尽为吴三桂所有，清廷局势极为不利。

        幸好此时吴三桂选择与清廷隔江而治，战局不致恶化，双方形成隔江对峙。六月至九月间，清廷出兵5路增援前方，十二月，陕西提督反，京师已无八旗主力可调。清廷只好延用汉籍将领，以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情势逐渐好转。

        康熙十六年五月，尚之信，耿精忠，相继投降。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吴三桂病死。康熙十八年湖南全境平定。全国统一之后，八旗子弟和八旗兵更加骄纵，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吸du聚赌，敲诈勒索，甚至欺男霸女，蹂躏百姓。到了乾隆阅兵时，所见已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农村彻底破产，随着割地赔款，白银外流，天朝已经无力供养八旗子弟，有大批旗人沦为乞丐，俗称“hua

        g杆子”。太平天国时，八旗子弟已完全派不上用场，清王朝只好借助汉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湘军淮军平叛，而最后，也亡于由这些汉族武装演化而来的新军手里。

        三：从激进改革失误来说。

        1：急功近利的考核指标导致王朝倾覆。

        中国的传统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其一向以“小政府大社会”的低成本模式维系，但在十九世纪后的全球化进程中，在“弱rou强食”的国际环境倒逼下，这种模式乃至整个国家都受到了欧美列强的严重挑战，特别是甲午战败及庚子之役后，清廷为挽救王朝覆亡的命运而不得不艰难转型，其新政与立宪的过程实则暗含了由“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轨迹。

        “小政府”模式以“不扰民，少作为”为准则，管理成本虽低，但与之伴随的则为低效率，由于其不足以抵御外来的侵略，由此也带来了国内民众的极大不满并进而导致其合法xi

        g的丧失。为实现“富国强兵，器物转换”的目标，清廷不得不痛下决心，更弦改辙，其在编练新军，教育改革，警政改革，司法改革，官制改革，实业促进，地方自治乃至宪政改革等问题上分头并进，其规模之大，其速度之快，在令人感到惊佩的同时，也不免有些担忧。

        事实上，清末十年中的各项举措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社会所能承载的压力，由此引发的财政问题更是致命的。毋庸讳言，各项新政的铺开均以财政为支撑，没有钱就不能办事，要办事就得花钱。由此，“永不加赋”的朝训被一破再破，各项加征摊派有增无减，羊毛出在羊身上，其落脚点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清末新政的困境就在于，要想在列强的虎视下“存国存种”乃至尽洗前辱，就必须改革变政，但多一项新政举措，就多一项庞大的经费支出，而财政的增收远远跟不上支出的急剧膨胀，就算没有武昌起义，“赤字财政”的维系也是难以为继。

        以新政第一要务的新军编练为例，仅北洋六镇每年的维持费用就高达900万两，如建成36镇常备军的话，其每年的维持费用至少在5000万两上下。在1911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陆军部提出的总预算超过1亿两，在资政院的大力削减下，其预算额7800万两也已经接近全国总预算26000万两的三分之一。更值得警觉的是，清廷为完成全国36镇的新军编练计划，其在耗费巨资的同时也在用人上不择流品，以至于大量倾向于革命的年轻军官进入新军并担任各项军职，这也为清朝的覆亡平添了极其微妙的不确定因素。

        再以司法改革为例，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各地行政长官如州县官兼理司法，如果要推行司法duli，政审分开，势必要在各级官衙外另设审判机构，全国各州县也将因此新增三四千万两的支出，经费何出势必成为一个头痛的问题这项工作到民国后也未能完成。

        在“小政府”的模式，朝廷对地方官的考核无外乎“钱粮与刑名”，只要地方上按时解送国家税收，地方上安靖无事，官员即算合格。1901年推行新政以后，各级地方官升迁优劣的主要考核指标不再限于“钱粮，刑名”，各项新政事业如警政，学堂，地方自治等更加为朝廷或上司所看重，而且大都设有时间表。在经费与人才匮乏的双重煎熬下，各级地方官大多疲于应付，其中形象工程在所难免，贪污腐败也多有发生。更可叹的是，这些来之不易的民脂民膏未必取得了真正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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