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卷 清朝民国交替误解（上） (12 / 12)
        军队的天职在于保家卫国，任何超出此范围的举动都将给国内政治带来不可意料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军的起义实则是开启了潘多拉之盒，军队的职能由对外改而向内，辛亥革命后带来的是一个以武人至上的社会，地方军阀之间的内耗削弱了原本就弱小的国家力量，由此也更容易引发外敌的入侵。

        在辛亥年中崛起的那些新军将领，大多是年轻的留日士官生如山西都督阎锡山28岁，江西都督李烈钧30岁，云南都督蔡锷30岁，贵州都督唐继尧29岁，这些人既缺乏阅历，也无行政特别是民事经济司法之经验。就制度价值而言，武夫当国较传统的文官政治就更不可取了。

        令人遗憾的是，新军在倾覆清王朝的同时也瓦解了自己，那些年轻的将领们对清廷反目无情，对革命更无所ai，当他们尝到权势的滋味后绝不肯轻易放弃，而且渴望攫取更大更高的权势，由此各据一方，军阀间的混战几无宁日。民国元年，全国军队不过50万前清更少，到1917年已增至100万，再经过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及南方的内战后，全国军队已经达到150万。谁来供养这些军阀及军队？

        在军阀割据混战中受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农民，而普遍的赤贫化为后来的革命创造了条件。近代社会以后，以单纯的武力作为后盾支撑的军阀政治不能持久，而它的重归统一，仍旧需要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完成。

        从革命党人的“兵运”到革命士兵的“兵变”，军权攘夺政权，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作为国家之福，第一要绝对控制军队，第二军队的职能为对外而不是对内，军人干政绝不会有好结果。从民国后的蔓延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来看，这个教训应该说是极其沉重的。

        8：对民间秘密社会的威力掉以轻心。

        作为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社会势力，江湖会党的存在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重大威胁与隐患，因而一向是朝廷坚决打击清除的对象。但是，即便在历朝历代高压政策打击下，江湖帮会仍能秘密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之中，每至天灾人祸，王朝衰亡之际，这些民间秘密组织便会乘时而起并成为起义的重要力量。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秘密社会的存在并非完全没有合理xi

        g，譬如其一贯以“忠义豪侠，急人之急”等传统理念相号召，又以“仁义礼智，五伦八德”等信条作为基础价值观，因而在弱势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会党的巨大力量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如萍浏醴起义时的“洪江会”即设有“内外八堂”“内八堂”为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外八堂”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外八堂”下还设有“红旗”，“跑风”各职，分别掌管组织，侦候，通讯等职。二是定有严格的纪律约章，譬如四川哥老会“袍哥”即规定有十八条罪行，如不孝父母，不敬长上，殴打亲属，调戏妇女等，一旦触犯，就要受到“剽dao”，“碰钉”，“三dao六个眼”，“挂黑牌”等严厉惩处。

        较之以往的帮会组织，清末会党又有三个新特点，一是重要成员大多出身行伍，曾接受过军事训练并具有一定的指挥作战能力，如四川，湖南等地的哥老会成员多有湘军或其他军队的从军背景。二是革命党渗透到江湖会党组织中，使其在“秘密社会”的xi

        g质之外平添了一份理想与革命的se彩。三是革命党组织将各地会党串联起来，形成了更大的反抗联盟，如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即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三合会，哥老会，青红帮等各大会党联合了起来，在革命党人的组织引领下，会党就不再是一群骚动不安的乌合之众，而成为一支而极其凶险的组织力量。

        尽管各级地方官员对会党情况有所警觉，但总体而言，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譬如庚子年前后的湖南巡抚俞廉三曾将称会党分子“手无利器巨资，胸无远谋大志”，但这种情况在革命党人加入之后就大不一样了。革命党的举义大多是通过会党间接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势必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由此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se在后来的历史书写中革命党人对于这段历史却颇有隐晦，譬如蔡元培在修革命党史的时候，孙中山就特地关照他不要多写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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