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六章 出巡之农村调查报告 (2 / 3)
        但是大明大兴国民教育和实行新的“科举”以来，教育成本极低，读书也不仅仅只有科举一条路可走，于是家族对教育的垄断被打破，而司政和司法除了俸禄丰厚、社会地位高以及可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其他特权，而且大明一般都是易地主政，所以也无法为家族提供什么利益了。于是做为家族凝聚的一个重要支柱没有了。

        在另一方面，随着大明社会福利保障逐年展以及低田赋等政策，百姓们的收入提高。一家一户赡养老人不成问题，而且随着江苏、淅江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尝试，即百姓在缴纳田赋时，多增加一部分不多的粮食做为“养老基金”官府将这些粮食通过向城镇居民出售变成现钱，与劳工养老基金一样进行“投资”获利再用来修建养老院、放养老补贴等手段反馈给“保险人”如乌庄这样经济达的村庄，个人的养老已经不成问题。

        至此，家族最大的几个社会保障功能：养老敬老，扶助贫弱。子有所学。保障公益已经被官府取代。加上经济方面的因素，所以大家族瓦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山东济南的久山村。由于那里地处战乱之地，很多村民都是从他乡迁移而来，家族本身势力就不强，所以虽然那里的官府等社会保障不及乌庄，但是家族势力却很微弱。几近乌庄。

        而湖北襄阳灌子滩村的家族势力却是最强的，那里虽然地处南北要地，受了战乱的波及，但是灌子滩村地处偏僻，受战火蔓延极少。所以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居住面貌。加上官府社会保障能力又不及东部地区,所以家族势力强劲，依然把持着前面所述的几个社会保障功能。

        这也君身为族中宗老的乡老和地主能够拥有极高权势的原因。

        李道君接着又分析了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这是李道君认为的重点，因为经济状态对社会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制约着各自风俗的变化。

        乌庄的经济最达，由于东南工商达，村民们农闲时可以去工厂等地打工，也可以应征官府工程的民工，获得不少的“工钱”也有部分村民留在村里，通过其它途径“致富”如种桑养蚕，种植棉花。由于大明工商业展，对生丝、棉花等原材料需求极高。种桑棉获利极高。而种植桑树，三年成材，便可多年蒋采无忧，是投入小获利大的营生，棉花相对水稻等农作物来说，对土地要求不高、获利空间更大。更有少数村民参加扫盲班后便知道学习“农科”技术，比别人更善种桑棉，故而迅成富。

        李道君做出了一个统计，乌庄每年农闲时期，有近三分之一的青壮去苏州、上海等地方打工，妇人也会去邻近的保丝厂等处打工，短短数月的劳作，获利过一年耕种的农产品的价值，因此有大约十余户机遇好的。干脆将家中的土地“转包”给他人，全家迁居城镇，专门在工厂等地谋业，数年下来便是康之家。

        有近大约三分之二的农户则在种完农田之后专心于桑棉，甚至有些人种植水果等作物。贩卖城镇谋利，少数人则“承包”他人土地，成为大种植户。只有少数农户因为劳动力不足，只能专营农田，日子过得很一般。

        在久山村，则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种植棉麻以谋利，三分之二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专心营生农田，不过他们在农闲时出外“打工”的人最多，过一半，几近三分之二。

        灌子滩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绝大部分人靠农田吃饭，只有少部分胆子大的人出外打，营生。大约只占当地青壮的十分之一，而且倍受家族族老的微词，冉此族老们认为这些人出外打工挣钱是“谋小利”减少了对族中公益的“贡献”是对族中其他人的不公。

        李道君还通过货币的使用来进一步分析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

        乌庄是使用货币最高的，几乎家家户户有余钱，过一半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存款。久山村使用货币的情况比乌庄差很多，他们“打工”所得的钱经常是一半用来购买物品,渊乒被储蓄起来。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线,打款曰灌子滩村使用货币的情况就更差了，银币几乎看不到，只有少量的铜币流通，大部分是以物易物。没有农户在银行有账户和存款，少数在外打工的青壮也是将现钱换成粮食、布匹等物品。

        李道君分析道，这是由于经济展不同产生的差异，乌庄经济最达，物产最丰富，获取货币的能力也最强，对货币的价值也认识最清，所以非常欢迎和习惯使用货币。而使用货币之后，这些村民也更加融入到“商品社会”之中。越来越习惯于从城镇使用货币采购物品。

        久山村经济和物产一般。所以在接受了“商品社会”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农耕社会”的习惯，他们知道货币的价值，但是又怕货币的贬值，所以获得的货币一部分用来购买物品，也算是安心，只留下一部分货币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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