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八章 权利与责任 (2 / 3)
        “前些日子大家讨论得很jī烈，有的说前汉好，有的说前唐好，有的说前宋好，有的说当并收前汉唐之长，有的说以前宋为本，兼收前汉唐之长。”

        说到这里，刘浩然顿了一下，扫了众人一眼道：“我看过大家写过的文章，真是huā团锦簇，有理有据，可是我说呀，这些论点看上去都言之有理，却都没有一点触之要害。”

        此话一出，众人不由一片哗然，要不然是在朝堂之上和有皇帝坐镇，恐怕早就吵成菜市场。

        “还记得几年前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讨论，可惜到如今，我都觉得没有说到点上。连前朝兴亡的原因都没有找到，又如何去评价前朝政制的优劣呢？”

        “朕读了众多史书，发现一个规律，无论哪朝，如果百姓有一块稳定的土地可做生活的来源，他决不会造反；如果他失去了xiǎo块耕地，不得不去为人作佃纳高额地租，他也决不会造反；如果他佃户也做不成，那他会逃荒要饭，半饥半饱只要能维持生存，他也不会造反。但如果一切机会都没有了，再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了，那他也就只有‘揭竿而起’了。造反是死，饿死也是死，既然都是死，不如起来造反，也许能闯出一条活路来。而一旦温顺的百姓起来造反，无论这一朝原本是如何的强大，那么它的根基会在战luàn中被摧毁，一轮新的改朝换代就会发生。”

        “可是百姓们会什么会造反？观看史书，似乎只有一个词：‘官bī民反！’官bī民反啊，何为官，何为民？”刘浩然目光在大堂里扫了一眼，众人从中看不到任何的感谢倾向，心里都不由暗自忐忑起来。

        “前宋关学曾经提倡回复前周古礼，他们觉得只有回复周礼才能避免许多矛盾，可是为什么能避免这些矛盾，他们又说不出一二三呢，只能照猫画虎，做得不伦不类。其实从秦开始，华夏政制便走向了另外一条路。秦之前的周朝，华夏社会是社会主导型，也就是整个国家的重心在下而不是上。而自从秦始皇确立‘天下事无大xiǎo皆决于上’的统治原则之后，华夏建立起了以君主为首、以官员为体的政制，变成了以君主为首的皇帝主导型社会。”

        刘浩然的话有点部分大家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众人都在努力地去理解，他们从前面这些让人无比震撼的话中已经闻出味道，不管此前皇帝推行的多少新政，估计加在起来也没有这次来得让震惊。

        “可惜历朝历代皇帝都没有意识到为君者深意所在，故君也者，为天下人办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yín纵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yù为子孙万世之计，而一切酷烈钳制之法乃繁然兴矣。”

        “以君为本，以官为体，整个社会被分成了两大部分，一边是官，一边是民，被分为士商。民中士是官的预备队，也是民中唯一能够向官转换的少数一群人，属于官这个利益群体的附属，商，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和利益，多依附于官，成为皇权官体的附属，工则如同奴隶一般，而最辛苦的是农民，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打着皇帝的旗号、代表**皇权的各级官吏，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从来就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听天由命’。前朝历代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处于官府和农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或者有某种法律或制度可以起到保护xiǎo农利益的作用。”

        “前朝历代，在**高压统治下，各级官吏打着‘圣旨’、‘上谕’的旗号‘畅行无阻’地征税，征收多少全凭一时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对纳税农民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征税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维护**制度。所以，**下的赋税征收实际上是毫无限制和毫无限度的。前宋田赋征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就是征税权毫无限制的结果。”

        “而我朝新立之后，为了避免前朝历代弊端，轻农赋重商税，因为商税是以间接方式被官府征收，不会与百姓发生直接关系，以减轻前朝历代官府直接面对农户的税收方式带来的危害。可是我们有些官员不明白其中道理，却是倒施逆行，偷逃商税，拟重农赋。”

        刘浩然话刚说出来，胡惟庸有点坐立不安，但是他依然强支在他看来，自己是胜社的核心骨干，而胜社是皇帝最依仗的力量，所以他认为皇帝陛下还不会重责自己，顶多像以前把自己远迁偏地为官。

        “其实站在某种立场上，这些官员所作所为没有错，因为从前朝历代而言，自秦建立皇权**政制后，反对以法治国，反对权力分散，不接受用法律限定的权力，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强有力的、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力。其一切政治主张几乎都是从皇帝自身及其所领导的最高统治集团的需要出发，维护的是皇帝的的sī利和官僚系统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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