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血腥历史 (1 / 4)
        近一千年后，我们再度回顾那时的蒙古一帝，成吉思汗。

        因为丘处机的4年西游，在当时并没有妨碍成吉思汗大军，事实对西方列强的杀戮行为。

        只是为全真道，日后在蒙元时期的崛起壮大，预先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后来，窝阔台的汴京“不屠”，功在当时耶律楚材的力谏。

        此后元朝开国始祖忽必烈，灭南宋的“不杀”，那是受了身边一班汉族儒生的影响。

        以后的史者显然把“仁慈”之举，不知道是因为怎么倾向，向上推及到了丝毫不牵扯的，成吉思汗的身上。

        自然，这里也有“谁的扁担”一说。

        至于何以如此？当与成吉思汗死前的遗言有关：“朕自去冬五星相聚时，已尝许不得杀掠，只是没有下诏而已。今布告中外，令所有行人皆知朕意。”

        这些字句，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已。并不是出自一个帝皇的真心，他当时怒极之下，忽兰的前夫说杀就杀了。

        他其实后来也是很后悔，对忽兰百般的滋补和呵护，也看得出来他的一种恻隐之心。

        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既本性难移，又如此善待丘处机，实与他的经历、他的性格、他的信仰和他的“宗教政策”息息相关。

        在以往的关于丘处机和全真道的研究史料中，这一点细节，似乎往往被学者们所忽视。

        所以有人最终提出来，忽视这一点，其实就是忽视了英雄人物对历史进程的事实影响——这一点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的欠缺，即使赵益先生那部集史料趋完善的、感人至深的《丘处机》评传，分于成吉思汗的色彩也嫌不足。

        所以写书的，不要带自己的观点和偏见去写书，事实要把故事真像百分百还原和描述，这才是撰写历史、军事和科学内涵的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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