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申不害相韩 (2 / 5)
        《乔家大院》里水家家主临死前说，家里没什么产业了，就地里面还埋了点点银子，结果后人挖出了六百万两银子。

        到了清朝，革除前朝弊政，凡是民怨大的全都废了，如东厂厂公锦衣卫指挥使，纸币也响应商界呼吁交给了民间。于是银票流行，韦小宝怀揣五十万两银票，换成银子是将近十顿，靠着千两张的银票屡次大难不死，要是搁明朝估计早死了。

        市场稳定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推极大地推动了韩国的城市化发展。城市在古代最大的用是交易，商业赚取的利润是土地难以估量的。江南地区水土适宜，种桑养蚕，布匹丝绸便于商贸，价值远高于粮食，养蚕之家收益要高于种水稻，故而南方相对于比方富庶，苏杭以丝织刺绣闻名，江宁织造变成了顶的肥缺。

        种地历来收益不高，地主日子也不富裕，但社会地位很高。地方上的大户通常是进士、举人，功名在身可以减免自家的赋税，渐渐积蓄土地，稳赚不赔，而从商则不定，地位低风险高，朝廷钱不够就盘剥商人，卖个几品虚职也好送匾也好，反正你得花钱，因为“历来只听过种地的造反，没听过商人造反的”。

        商业是赚钱，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所以大家都喜欢当地主。

        大多数世家有上千亩地，白面也不过逢年过节时吃，日常生活还是很简朴的。尤其是请长短工在家里干活，要给他们吃白面、肉，还会送点酒，自己家吃的却是糙米饭咸菜汤，为得就是他们能好好干活。

        到民国初期，从商的因为和洋人搭上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政府也放宽了不少政策，商业由于其巨大利润而迅速抬头。

        《大染坊》里，开明绅士卢家卖地花了万大洋去青岛买了印染工厂，经营良好，十年后年纯收益达三万大洋，厂子也价值七八万大洋，这种收益是从事土地耕种的人无法想象的。

        书中有段：同开染坊的亲戚请陈寿亭在济南府吃饭，菜道道上，陈寿亭连忙制止，说吃不完了，老辈人看见咱们这样，得心疼的背过气去。

        亲戚笑笑，告诉跑堂的继续上，说济南府就这规矩，当初在乡下种地，年才吃会饺子，咱不能总想着这些。

        所以也无怪乎乡绅纷纷开始集资开厂，赚钱的买卖傻子才不干，谁愿意吃糠咽菜的种地。

        李悝（kui）估计，按照自己精耕细的方式，亩田可以生产粟石半，石大约是现在100公斤，当时的亩产大约是每年150公斤。魏国农民，家六口（标准家庭成分，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种地百亩，理想状态下年的收益是15000公斤，口粮大致要500公斤忽略不计。

        李悝行平籴（di，买米）法，正常年份里，石粟价三十钱。那么可以估算，在收成不好不坏的时节，六口之家的收入是4500钱，供衣食住行之用。韩国耕种手段比不得魏国，国土面积也小，会更少些。

        商业的发达使得很多人放弃土地去城里务工，伙计、买办、打手，或是小本经营，恕不赊欠，怎么都比种地好。而且产业扩大，丝织、制陶、冶铁需要大量人手，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城市人口增加，国家赋税自然上来了，有钱自然买得起粮、养得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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