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宇宙和谐论”的简要回顾
  欧洲近代科学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和成长，近代科学的先驱、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者、科学真理的殉道士布鲁诺由于触犯罗马教廷的信仰，被罗马宗教裁所处以死刑，1600年2月17日，经过8年监禁和折磨的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这一天注定成为欧洲科学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中世纪的罗马教会将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视为神圣、绝对、不可侵犯的权威，定立为不可动摇的科学真理，奉为和“上帝创世论”等价的教义。1514年，哥白尼写成了《天体运行论》，创立了“日心”，开始挑战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1543年，《天体运行论》出版，这本书瞒过了罗马教会的“书报审查制度”，1543年5月24日，垂危的哥白尼躺在病床上，在触摸了《天体运行论》样稿的封面后离开人世。之后的布鲁诺、伽利略和开普勒公开宣传哥白尼的“日心”，危及了天主教会信奉的“地心”，罗马教廷于公元1616年把《天体运行论》列为禁书。如果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带动了近代科学的兴起和繁荣，那么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和开普勒等“新科学家”为捍卫和传播科学的真理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布鲁诺的“宇宙中心论”非常符合现代天文学的思想，大大超越同代人的天文认识水平，这也许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之一。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超越了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论，但是，哥白尼设想的天体结构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认为地球和其它行星的公转轨道为一个正圆，开普勒后来证明了地球和其它行星的运转轨道为一个椭圆；二是认为太阳为宇宙的中心，开普勒发现了一颗被后来的天文学家命名为“开普勒星”的恒星，但是，他没有明太阳和其它的恒星是不是宇宙的中心。布鲁诺否定了太阳或地球“中心论”的观点，他认为整个宇宙无限大，根本没有固化的中心点，地球只是一颗普通的行星，太阳只是一颗普通的恒星，地球和太阳在宇宙中并无特殊的地位，不是上帝心目中的“宠儿”，布鲁诺设想的宇宙结构显然超越了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的认识，最有可能引起罗马教会的恐惧和愤怒。

  “地心”与“日心”的争议本来属于天文观测和学术讨论的范畴，怎样会演变成一场贯穿整个欧洲中世纪的科学与宗教，进步与保守，新兴的资本主义人文精神与封建教会势力的对抗和斗争昵？尽管“地心”支持一种错误的宇宙和谐论，而“日心”维护一种正确的宇宙和谐观，但是，两种中心论却共同支撑了一个完美、和谐和有序的宇宙图景，我们可以将两种理论体系的共同性理解为“等效关系”，符合宇宙哲学的“等效原理”。既然两种中心论都支持中世纪教会倡导的宇宙和谐和秩序论，那么教会为什么要将“地心”视为唯一正确的科学，而将“日心”视为异端学？回顾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史，我们可以找到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地心”起源于古希腊，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首先提出，后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进一步发展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主张“地心”，认为地球静止不动，其它的星体都围着地球这一宇宙的中心旋转。“地心”与**《圣经》记载的关于天堂、人间、地狱的法刚好互相吻合，处于政治统治地位的教廷竭力支持地球中心论，把“地心”和上帝创造论融为一体。从11世纪开起，在**会的干预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提升到“经院哲学”的高度，他的物理学取代了阿基米德的物理学，违反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宇宙秩序被视为“离经叛道”。

  另一种解释是：近代科学史论述的“地心”和“日心”冲突被严重夸大，罗马梵蒂冈和哥白尼的意见分歧被过分渲染。布鲁诺1600年遭受火刑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支持了“日心”，而是他支持了泛神论、多神论的宗教思想。哥白尼、布鲁渃、伽利略和开普勒先后遭到天主教会的压制和迫害，但是，罗马教会只将布鲁渃宣判了死刑。直到1609年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从天文观测中发现一些支持“日心”的证据，“日心”的正确性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就像“地心”不是亚里斯多德的首创一样，“日心”也不是哥白尼的首提，阿里斯塔克斯（约公元前310年—公元前230年）是科学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提出“日心”的学者，他是一位古希腊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1609年，伽利略第一个将望远镜指向浩瀚的苍穹，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位“仰望星空”的科学家，“实证天文学”、或“观测天文学”的兴起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谐与秩序的认识。

  1610年，伽利略的著作《星空使者》出版了。通过自己的观测和分析，伽利略逐渐认识到哥白尼“日心”的正确性，地球中心经不起观测的检验。将“地心”立为“经院科学”的罗马教会开始谴责和审讯伽利略，1616年2月，罗马宗教裁判所宣布，不许伽利略再宣传哥白尼的学，无论是讲课或写作，都不得再把哥白尼的学看成是真理。1630年，伽利略用6年的时间完成《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一书的写作，1632年，该书得以出版。1632年8月，罗马宗教裁判所下令禁止这本书的出售，由罗马教皇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本书进行审查。1642年1月8日，78岁的伽利略在饱受双目失明和疾病的折磨之后去世。1979年11月，罗马教会重新审理了“伽利略案件”，为一生追求科学真理的伽利略恢复了名誉。

  中国古代和传统文化中缺失西方科学文化的实证研究方法，没有出现“地心”和“日心”的尖锐对立，没有发生像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将“地心”和上帝创世论、宇宙和谐论对应起来，而将“日心”和经院哲学、自然秩序论对立起来的历史景象。如果中世纪的罗马教会不建立“天体中心论”和宗教信仰、宇宙和谐的“联系制度”，那么以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不至于严重阻碍科学思想的传播和先进生产方式的产生。支持、或者反对地球中心论和太阳中心论都不会导致创世论和和谐论的变革，如果古代和中世纪的天文学家主张“月球中心论”，那么结果同样如此。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和宗教裁判所不理解“等效性解释”的原理，即使是“十分荒唐”的“月球中心论”也不排斥宇宙的和谐运行和上帝创世论的信仰。本作者在中世纪欧洲科学发展史的资料时，有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发现，比如：西方中世纪科学史出现“废除日心，独尊地心”的做法，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封建社会发生了“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行径，前者阻碍了欧洲科学的进步和创新，后者阻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和繁荣。选择太阳、地球和月球作为宇宙的中心并不导致更多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布鲁诺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这与他支持和宣扬“日心”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可能与他支持和宣扬唯物主义，甚至与他支持和宣扬多神教和神秘主义有关，他提倡的唯物主义和多神教否定了上帝创世纪的圣经教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论”除了和“天体中心论”没有直接的联系之外，还比西方文化的“和谐论”多了人文精神的成分，既有“天道观”的宇宙和谐，又有“人道观”的社会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丰富，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理想精神的和谐。也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和实生物”的宇宙和谐论；“和而不同”的人际和谐论；“以和天人”的天人和谐论，其中“以和天人”、或“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商末周初出现的典籍《易经》距今有五千年到七千年的时间，《易经》提出的“宇宙和谐论”比古希腊学者倡导的“天体中心论”更早，与古希腊和欧洲中世纪的学者在“天体中心论”的探求中走向了科学主义不同，中国古代和封建社会的学者在“天人和谐论”的探讨中走向了人文主义。《易经》和传统文化的典籍没有以科学和数学的语言来讨论“地心、日心、月心”的具象问题，而是主张“阴阳和谐”是宇宙运动变化的原因，阴阳的对立和转换生成了天地万物，带来自然之间、人与自然、人与人整体性的和谐。以老为代表的道家学者把《易经》的“阴阳和谐”观念发挥到极致，倡导“道法自然”的理念，追求“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统一和谐”境界。总体而言，西方传统文化的“宇宙和谐论”含有更多的科学成分，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和谐论”含有更多的人文成分，两者在语言的表述和思维的所指上有所不同。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既没有“上帝创世论”的概念，也没有“地心”和“日心”优先地位之争，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如果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和开普勒等西方科学家和思想家生活在中国，那么他们从事的科学活动不会扣上“异端学”的帽。在古代和封建王朝的时期，中国没有发生欧洲国家那种科学与宗教的剧烈冲突，这可能是中国古代和在封建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的发展水平高于西方的一个原因。中国从近代社会开始发生的科学技术的全面落后不是由于宗教和信仰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在文化和社会体制中缺少变革的因素，今天的中国解决这一问题，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既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大统一的和谐观，又融入了变革求新的现代文化元素，形成“和谐论”和“创新论”的有机融合。我们还可以推测一下，如果中国古代和封建社会的学者在和西方学者的交流中充分地借鉴他们的思维和语言的表述方式，用“圆周运动”和“椭圆运动”一类的准确概念来讨论“自然和谐论”的可能，那么中国科学家使用的方法也不至于在近代的历史中落后得太多。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带来了经济的落后，而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又加剧了科学技术的落后，形成了“恶性循环”。展望未来，中国定能在人文和谐和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走在世界的前列，重现历史的辉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邓如山2017-3-20yywgs@163.）

  （Abriefreviewofeseaerntheoryof“universal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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